自闭症谱系障碍述情障碍的心理生理机制外文翻译资料

自闭症谱系障碍述情障碍的心理生理机制

Sebastian B Gaigg, Anna SF Cornell1 and Geoffrey Bird

摘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共同发生的述情障碍的几个方面的社会情绪困难常见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个人。然而，其所涉及的机制仍知之甚少，因为测量述情障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试自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群进行了仔细的配对，并让受试者在主观体验唤醒时对70张情绪诱发图片进行了评分，同时对被试皮肤电导反应进行了客观监测。结果表明，这些主观和客观的措施之间的可靠相关性，在这两个群体中，大约25%的个体差异在这种相关性（即在情感相关的感觉）是由于自我报告述情障碍而产生的。在更广泛的文献的背景下，这表明述情障碍涉及到生理冲动如何调节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患者的主观感受。由于以精神为基础的疗法能促进人们对思想、感觉和身体感觉的更大的认识，因此这些发现也会对述情障碍（如焦虑）的症状和后果如何改善有意义。

关键词：述请障碍； 唤醒； 自闭症；情感；内感受

介绍

最近的证据表明，社交情感困难的几个方面通常与自闭症有关，造成共性述情障碍-难以识别和描述自己的情绪的后果，影响大约40%到50%的ASD患者（Bothoz and Hill，2005）。例如，述情障碍已被用来解释许多ASD个体在注视他人面部的眼睛区域，以及识别面部，声音和音乐表达的情绪方面的困难（Allen等人，2013；Bird and Cook，2013）。也可以通过述请障碍来预测大脑对他人痛苦所产生的的移情反应，而不是ASD症状（Bird等人，2010年）。在一般人群样本中，述请障碍介导了亚临床自闭症特征与某些社会奖励和共情过程之间的关系（ Aaron等人，2015年）。这些发现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解决了关于ASD中的社会情绪过程的文献中的不一致性，这表明该领域中的某些困难不是ASD本身的特征，而是共性述情障碍的特征。（参见Bird and Cook，2013; Brewer等人，2015； Gaigg，2012）。

上述文献的一个重要告诫是，述情障碍的测量几乎完全依赖于自我报告问卷，要求参与者反思他们在反映自己情绪方面遇到的的困难。（Vorst and Bermond，2001）。这不仅是反直觉的，而且也很难指定述情障碍影响社会情绪过程的机制，并且这可以作为治疗目标。一种可能性是，在ASD的背景下，述情障碍是反映紊乱的心理状态推理中更广泛的损害的反映。（Moriguchi等，2006）。但是，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述情障碍和心理状态推理受不同的神经机制支持（Bernhardt等，2013;Silani等，2008）。因此，问题仍然是什么使那些患有述请障碍的人难以识别和描述自己的情绪。

从认为生理唤醒（interoception）的感知在主观感受中起核心作用的模型的角度来看（Craig，2009），患有述情障碍的人可能无法了解其他典型的生理唤醒或表现出非典型的唤醒对情绪的主观体验有影响。基于证据表明，情绪刺激的生理唤醒在ASD中经常被保留，而主观报告的感觉却不是（Ben Shalom等人，2006），本文测试的预测述情障碍代表意识丧失，另外完整的生理方面的情感体验在ASD。如果是这样，自评的述情障碍应预测客观测量的生理唤醒与主观感觉唤醒相关的程度。

方法

科目

总共从现有数据库中招募了13名具有ASD的成年人（1名女性，12名男性）和13名正常成长中（TD）成年人（全部为男性），以实现在年龄，智力功能上的紧密匹配（《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III UK》； The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2000年；以及严格的述情障碍问卷（Bermond-Vorst Alexithymia问卷（BVAQ）1； Vorst和Bermond，2001年）。还注意确保每组内的述情障碍的范围代表患有和不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普遍经历的范围。为了与表1进行比较，一般人群的平均BVAQ得分是41，得分低于43表示没有述情障碍，得分高于53表示存在述情障碍（Deborde等，2008）。ASD参与者是根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DSM-IV）的标准，由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通过英国卫生服务和孤独症诊断观察表（ADOS-G；Lord等，2000）的实施进行诊断的，并证实在相互的社交和交流方面存在困难，这是该疾病的标志性临床特征。自闭症谱系障碍问卷（AQ； Baron-Cohen等，2001）为诊断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并确认没有TD参与者遇到与ASD相称的困难。所有研究程序均得到所在机构伦理委员会的伦理批准，所有参与者均根据《赫尔辛基宣言》提供了知情同意。

表1.ASD和TD组的心理测量特征。

ASD：自闭症谱系障碍；TD：典型的发展；SD：标准差；BVAQ：Bermond–Vorst述请障碍问卷；ADOS- G：孤独症诊断观察表-通用。

^a语言（VIQ）、表现（PIQ）和全量表（FIQ）WAIS-III英国智商。

^bADOS-G沟通（COM.）、交互社会互动（RSI）和总（TOT.）算法得分。

材料与设计

对于实验任务，从国际情感图片系统（IAPS； Lang等，2008）2中选择了50张图像，以覆盖尽可能多的标价（M = 4.59;标准差（SD）= 2.16；范围= 1.51-8.03）和唤醒度（M = 5.60； SD = 0.96；范围= 3.56-7.15）评级构成了该刺激数据库。从不同的网站上另外绘制了20张图像，以生成最终的70张图像，这些图像的内容和情感显着性差异很大。图像以两个固定的伪随机顺序一一呈现，每张图像呈现6 s。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使用ADInstruments PowerLab系统通过不锈钢双极SCR电极以1 kHz的频率监测皮肤电导响应（SCR），该不锈钢双极SCR电极与非优势手的食指和无名指的内侧指骨相连。实验室图表7（ADInstruments，1994-2011年）用于数据的记录和离线处理。按照标准程序（Bradley等，2001），将SCR量化为6秒图像显示窗口内的峰值响应，并应用对数变换（log（SCR 1））对数据的分布进行回归处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报告的SCR的大小和范围与以前使用类似材料和程序的研究相当（例如，Bradley等，2001； Lang等，1998）。

程序

参与者对70张图像中的每幅图像的感觉进行了正面或负面（价数维度），以及这种情感体验的强烈程度（唤醒维度）的评估。向他们说明强调，评分应反映参与者当时的实际感受，而不是他们认为适当的感受。等级是通过键盘以9点制给出的，其价位范围从非常负面（1），中立（5）到非常正面（9），唤醒范围从平静与和平（1）到高度唤醒和激动（ 9）。在详细解释了任务之后，要求参与者给出书面同意。

结果

在测试自评述情障碍的原则预测之前，将预测两组中客观测量和主观报告的觉醒水平之间的关联程度，重要的是要确定各组在这些因变量方面总体上没有差异。就所有图片的平均响应而言，唤醒度（TD：M = 5.52，SD = 0.63； ASD：M = 5.22，SD = 1.24； t = 0.77，df = 24，p = 0.45），效价（TD：M = 4.58，SD = 0.51; ASD：M = 4.43，SD = 0.63; t = 0.66，df = 24，p = 0.51）或SCR（TD：M = 0.089，SD = 0.053； ASD：M = 0.075，SD = 0.081；t = 0.54，df = 24，p = 0.59）没有组间差异。此外，一项项目分析确认，ASD组内每幅图像的平均唤醒度和效价等级与TD组的平均图像评级高度相关（效价：r = 0.95，p lt;0.001；唤醒：r = 0.82， p lt;0.001），并且各组之间的平均SCR也相关（r = 0.50，p lt;0.001）。因此，没有迹象表明在关键因变量方面存在实质性的群体差异。

关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先前的研究（Bradley等人，2001），TD组（R=-0.63，Plt;0.001）和ASD组（R=-0.62；Plt;0.001）的唤醒和价格评分呈负相关。部分相关，控制效价评分，进一步证实两组的SCR与唤醒度评分高度相关（TD:r=0.55；plt;0.001；ASD:r=0.51；plt;0.001），表明SCR代表了参与者主观觉醒体验的可靠生理相关性。最重要的是，如图1所示，参与者的BVAQ评分的个体差异与其总体SCR呈负相关（图1（a）；r＝0.46；P＜0.05），表明述情障碍与外周觉醒水平的降低有关。此外，BVAQ评分也与主观报告和客观测量的觉醒水平之间的个体差异呈负相关（图1（b）；r＝0.57；P＜0.005），这表明述情障碍也可能与周围觉醒的减少有关。但是，要保持后一个结论，重要的是要排除以下可能性：唤醒意识降低不仅是唤醒水平降低的结果，因此在控制总SCR水平的同时重复了最后的相关性分析。重要的是，BVAQ评分与主观报告和客观测量的唤醒度之间的关联（r=-0.50；plt;0.05）。因此，除了减弱的唤醒水平之外，述情障碍与唤醒意识的降低相关。重要的是，Fisher从r到z的转换表明，在这些相关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显着的组间差异（z lt;0.56； pgt; 0.58），而功效计算表明，每组至少需要300名参与者，才能有80%的机会发现可靠的群体差异。

图1.（a）参与者的BVAQ述情障碍得分与所有图像中的平均SCR之间的关联，以及（b）BVAQ述情障碍评分与SCRs和觉醒评分之间的相关性的大小。

讨论区

目前的研究成果对文献做出了三个重要贡献。首先，他们阐明了述情障碍的心理生理机制。数据显示，在识别和描述自己的情绪方面，自我报告的困难与SCR降低有关，独立地与主观报告和客观测量的两组唤醒水平之间的一致性降低有关。这证实了至少两个不同促成述情障碍的过程：一个涉及情感体验的钝化（1型述情障碍），另一个涉及到对其他保存的情感体验的意识和认知加工的降低（2型述情障碍）（参见Vorst和Burman，2001进一步讨论）。

第二个贡献是，目前的研究结果证实，自评述情障碍问卷识别情感互感困难与ASD的诊断定性上来说非常相似。具体而言，述情障碍问卷得分和主客观唤醒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模式在两组中非常相似。这与观察到的情况相吻合，即在情感互感和共情任务中，自评述情障碍水平也能预测有无ASD群体的岛鞘神经元活动（Bird等，2010； Silani等， 2008）。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当前和以前的研究中，都谨慎地比较了在自评述情障碍上密切匹配的ASD和非ASD样本。这样的抽样确保了组内相关性的分析不会因关键措施中的组间差异而混淆。但是，这也意味着样本并不一定代表从中抽取样本的人群，因为在一般人群中罕见的高检出率在ASD中很普遍。在有代表性的样本中，我们期望正如先前的研究表明的，当群体没有在述情障碍上有目的地匹配时，在ASD的主观和客观的觉醒测量中找到显著或不显著的对应关系（Ben Shalom等，2006）。我们还期望ASD的唤醒水平降低，但此处的证据不太一致（请参见Gaigg,，2012；Rogers 和 Ozonoff, 2005年），这可能反映出该人群中II型比I型述情障碍者的患病率更高（Berthoz和Hill，2005年）。

重要的是要承认相对较小的样本量是该研究的可能限制。不幸的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采取非常仔细的抽样程序，以确保各组在年龄，智商和智力障碍方面都与述请障碍组非常匹配，同时也确保各组内述情障碍的代表性范围。重要的是，包含大量的实验、试验，以及在预期的地方观察到显著的相关性这一事实，表明样本量足以达到本研究的目的。此外，一项权威分析表明，每组需要300多名参与者来观察ASD和TD参与者在关键兴趣相关性方面的可靠差异。尽管这进一步表明各组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但应将目前的发现视为初步研究，并且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当前的观察结果能推广到更广泛的自闭症谱系障碍者。

假设这些发现确实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更广泛的影响，即我们如何支持那些患有共性述情障碍的ASD患者。众所周知，述情障碍对心理治疗的疗效会产生负面影响（Lumley等，2007），许多患有自闭症的人正在寻求治疗诸如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方法（Simonoff等，2008）。鉴于当前的观察结果表明，述情障碍涉及到难以觉察到身体的觉醒状态，因此基于正念的疗法可以增强人们对思想，感觉和身体感觉的内在瞬间体验的认识（Houml;lzel等人，2011年），可以证明在充分发挥对ASD和述情障碍的个体的初级治疗的潜力方面是有用的。有证据表明，自闭症患者的述请障碍与焦虑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Maisel等，2016），而正念疗法对述请障碍水平的影响（Baer等，2006）则为这一建议提供了支持，但有必要进行系统研究以彻底检查这个问题。

致谢

作者要感谢James Hampton教授提供对本文报告的分析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资金

这项工作得到了Wellcome Trust（英国伦敦）颁发给A.S.F.C.的生物医学假期奖学金和伦敦城市大学（英国伦敦）颁发给S.B.G.和G.B.的启动补助金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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