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和代表制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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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马宁 亚当·普热沃斯基

和苏珊·斯托克斯

第一章

选举和

代表制

将民主和代表联系起来的说法是，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具有代表性，因为它们由选举产生:如果选举是自由竞争的，如果参与广泛，如果公民享有政治自由，那么政府将以人民的最大利益行事。一种观点认为，选举是为了选出好的政策或有政策倾向的政治家。政党或候选人提出政策建议并解释这些政策将如何影响公民的福利;公民决定他们的建议哪些想要实施，哪些政客负责实施，而政府确实在实施。因此,选举模拟直接集会，获胜的平台成为政府所追求的“使命”。第二种观点——“问责制”——认为，选举的作用是维持政府对他们过去行为的结果负责。因为他们预期选民的判断，政府被诱导选择那些在下次选举时将被公民积极评价的政策。

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存在问题。代表权是一个问题，因为政治家有他们自己的目标、利益和价值观，他们知道一些事情，并采取行动，而公民无法观察或只能以一定的代价进行监督。即使政客们一旦上台，除了为公众服务外什么都不想做，但要想当选，他们可能首先要满足特殊利益。一旦当选，他们可能想追求自己的私人目标或一些与公民不同的公共目标。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动机，他们会想要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代表公众。选民们也不知道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无论是预先决定政治家们应该做什么，还是事后判断他们是否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还是回顾性地判断他们是否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选民知道有些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想约束政客去实现他们的愿望。反过来，如果公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评估现任政府，那么不被连任的威胁就不足以促使政府为公众的最佳利益而行动。

在这一章中，我们分析了选民是否可以通过使用他们的选票来选择政策和政治家，利用他们的选票来制裁现任者，或者同时在两方面使用他们的选票来强制执行。然后，我们讨论可能有助于诱导代表性的制度特征。

·授权代表的概念

在竞选活动中，政党提出政策和提议候选人。如果选民们认为政客们各不相同，他们可能试图用他们的选票来确保代表选择最好的政策或有政策的政治家。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1)竞选活动是否提供信息，也就是说，选民可以合理地期待政党会按他们的提议行事，(2)追求获胜的纲领，即“授权”，总是最符合选民的利益。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积极的，那么就会出现“授权代表”，即政党如实告知选民他们的意图，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些意图的实施对选民是最好的。

代表的授权概念是广泛存在的:学者、记者和普通公民依赖它就像依赖真理一样。例如，Keeler(1993)解释了里根、撒切尔和米特兰提出的主要政策改革如下:他们各自的国家面临经济危机，选民希望改变，并在投票中表达了这种愿望，各自的政府执行其授权。这个模型似乎很好地解释了先进工业社会的政策形成(Klingeman , Hofferbert，和Budge 1994)。正如一位法国政治家所言:“自罗马人以来，这就是一条古老的政治法则，我们永远不应忽视这一点:政府只能根据其诞生的原则而在”(Seguin, 1997)。

一个基本的概念装置可能有助于阐明所涉及的内容。在选举中，政党或候选人向选民介绍他们的政策意图^[1]。具体来说，他们告诉选民他们打算采取什么政策，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一旦当选，获胜的候选人选择的政策不一定和宣布的政策一样。在观察了政策的结果后，选民再次投票。为了介绍一个示例，假设有两个可能的平台:S(表示经济“安全性”)和E(表示“效率”)策略^[2]。竞争党派或候选人承诺做S或E，一旦当选就追求S或E。

政治家可能既关心政策，也关心当选和连任。如果政治家从任职中获得的回报或连任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他们就会优先选择政策。人们可以从三方面考虑担任公职的回报:政治家可能有自己喜欢的政策，并从实施这些政策中获得效用;他们可能想推进自己的私人利益;或者他们可能从与公职相关的荣誉中获得满足。政客们对那些更有可能让他们获胜的承诺和政策有一些信念，选民们在经历了他们的结果后，实际上会欣赏这些政策。

因此，关于授权代表的问题是:(1)在任者的政策是否与他们的竞选纲领相同，(2)推行这一纲领是否对选民最有利。授权代表的条件有三个:当政客和选民的利益一致,当政客们的动机是想要连任,他们认为选民将重选他们,如果他们追求他们的竞选政策,当政客们担心他们的未来承诺的可信度。我们依次讨论这些情况。

1.政客的利益与选民的利益一致^[3]。如果政府想从自身利益出发，实现公民最渴望的世界状态，公民和政府就拥有相同的利益。如果政治家和选民对于政策对结果的影响也有相同的信念(用austin - smith 1990年^[4]的话说就是“技术信念”)，那么候选人就会在选民最喜欢的平台上当选，作为在任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执行这个平台。

几乎所有关于代表制的讨论，从J. S. Mill对代议制政府的思考(1991[1861])开始，都假定选举出来的政客以某种方式反映或复制选民的构成，从而实现代表制。如果大会是全体选民的缩影或样本，那么它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这一信念的基础假设是，如果大会具有描述性的代表性，那么它将代表被代表的利益。因此，对代表机构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选举制度上(例如，见罗格斯基1981年)。皮特金(1967)的开创性贡献是对这种联系提出了质疑:比例性是确保代表性的最佳方式，这是真的吗?如果每个代表都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促进其所在选区的利益，那么集体的最大利益会得到满足吗?如果代表仅仅因为代表这个事实就与他们的选民不同，那又会怎样呢?^[5]如果，一旦当选，他们获得了选民所没有的知识，甚至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2.政客们希望被选举和连任^[6]。他们希望，如果他们继续执行竞选活动中提出的政策，选民就会重新选举他们。如果寻求选举的政客们知道决定性的选民的偏好，他们就会提供一个与这种偏好相一致的平台。如果他们预期选民的偏好不会改变，或者这些偏好将通过观察执行任务的结果而得到确认(Harrington 1993a)，那么在任者就会执行宣布的政策以寻求连任。如果选民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结果就会是对选民最好的，这样选民惩罚偏离授权的行为的威胁才可信。

3.政客们担心他们的承诺在未来是可信的。即使选民认为偏离授权对他们有利，他们也会对政客们未来的承诺打折扣。因此，选民可能会威胁现任者，如果他们违背承诺，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投反对票。这种威胁在阿莱西纳(1988)的模型中是由对手党实施的，在这个模型中，选民并不是战略性的。反过来，它是由选民在班克斯(1990)模型^[7]中实施的，在这个模型中，这种威胁的可信度是假定的，而不是推导出来的^[8]。因此，这充其量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我们稍后再讨论它。

请注意，授权代表是一种情况，在任者所采取的政策遵循他们的选举纲领，在在任者所遵守的条件下，这些政策是对公民最好的。前面提到的三种可能性加在一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政治家和选民想要的事情同时发生，或者政治家只关心赢得选举，为了赢得选举，他们必须承诺并实施对公众最有利的政策。但如果没有这种令人高兴的巧合，政客们可能会有动机，要么为了公众的最大利益而偏离授权，要么以选民为代价来坚持授权。

为了突出授权机制的缺陷，假设政客连一次连任都不可能^[9]。选民们知道，一旦当选，现任总统就会为所欲为。没有再次投票的许可，选民必须猜出哪个竞争党派或候选人有与他们相一致的政策偏好，而哪个不受腐败统治的影响。然而，除非候选人中包括这样的政治家，除非选民能猜对他们是谁，否则获胜的候选人将不会以具有代表性的方式行事。如果他们的政策偏好不同于那些果断的选民，他们将偏离宣布的政策;如果他们追求私人利益，他们就会榨取租金。

此外，为了当选，政客们可能不得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做出承诺。假设，本着芝加哥监管学派的精神(Stigler 1975;佩尔兹曼1976;(1)选民对政策对其福利的影响一无所知，无论理性与否;(2)政客为了向选民展示自己，需要花费资源，包括但不限于金钱。政客们只关心赢得选举，但要赢得选举，他们必须筹集资源。因为选民不关心对他们的福利政策,只有一个小小的影响,政客们只能卖给利益集团政策,造成一个小成本每个选民,但好处专注于特殊利益集团和花在竞选资源提供的利益集团,以换取这些政策。由于从特殊利益集团筹集资源的政策对选民来说是昂贵的，政治家们选择的政策使他们在增加选民福利和竞选支出之间的差额上漠不关心，选民的福利没有最大化。

举个例子，假设政治家们决定是否补贴制糖业。通过补贴制糖业，政府给每个个体每年带来5.75美元的成本，使制糖业受益15亿美元。选民不会愿意把他们的资源花在了解糖政策及其影响上:这些信息的成本超过5.75美元。然后政府将补贴，从行业获得竞选捐款，并最大化其再次当选的可能性^[10]。事实上,根据响应政策中心(纽约时报,1997年1月24日,p.3),糖的价格补贴,增加了一个额外的50美元到5磅一袋的糖虽然受到平均有1461美元的35名参议员的反对，但是得到了从行业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得到了平均13473美元的六十一名参议员的支持。

事实是，为了生存和向选民展示自己，政党必须筹集资金。当这些资金来自特殊利益时，它们被用来交换好处。据推测，如果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1996年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捐款超过250万美元(《纽约时报》，1997年1月28日，第3页)，那么它至少应该得到250万美元的捐款;否则，它的管理层会被股东抛弃。以政治献金换取政策优惠的交易，正因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而扭曲。而且，这种扭曲的社会成本很可能比直接盗窃要大得多，后者仅通过对扭曲税收的影响而扭曲。

然而，即使在职者面临重复的选举，即使竞选活动没有成本(或公共资金)，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客们为了选民的最大利益而背离自己的承诺，或者违背多数人的利益而坚持自己的承诺。

1.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使得执行任务不再是选民的最佳选择。假设通过提倡政策S而赢得选举的即将上任的政府政府就职后得知一件在选举期间新政府与选民都不知道的事情:即将离任的政府为了争取连任,把坏消息藏在财政部让选举胜利者就任后发现金库是空的。当条件好的时候，说S是更好的政策，当条件不好的时候，说E是更好的政策。那么，政府面临着一个选择:是为了选民的最大利益而偏离授权，还是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坚持授权。反过来，如果选民们观察到了政府所观察到的情况，他们就会同意改变这一政策，但他们必须决定是否相信政府的信息，因为如果不直接获取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就会显得是自私的。他们在任何方向都可能犯错。因此，在任者会偏离一些时间和选民惩罚会有一些或好或坏的偏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政府政策内生的、但在政治家上台之前没有预见到的条件变化，也可能是为了公民福利而改变方针的理由;法国社会党政府在1983年的换届可能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2.要当选，候选人必须提供决定性选民所支持的纲领。假设一名候选人认为，决定性的选民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有错误的看法。这个候选人面临提供一个平台的选择,她认为是好的对选民和失败(可能是希望赢得下一次,如果竞争对手实现更有效的政策)或提出选民想要什么,至少有一半的机会赢得(如果其他竞争者提供同样的平台)。如果现任充分相信越不受欢迎的政策是比选民更喜欢的更有效的,他(或她)预计,观察其效果,选民会相信正确的政策选择和投票改选,所以政治家能够持续的政策是对人民更好的政策。

我们需要进一步区分两种情况。在其中一篇(Harrington 1993a: section4)中，两位候选人对于决定性投票人的偏好有着相同的信念，但是对于政策的有效性却有着不同的信念，这意味着其中一位认为决定性投票人是错误的。然后他们在竞选活动中提供相同的平台，但一旦当选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如果获胜的候选人认为决定性选民所支持的政策明显不如另一种选择，那么现任者就会采取她所喜欢的政策，因为她相信一旦结果出现，选民就会被说服，认为这种政策具有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观察到候选人提供相同的纲领，然后有时偏离授权。

在第二种情况下，两名候选人对政策的有效性有相同的信念，但对决定性选民的偏好有不同的信念。如果当选，他们奉行同样的政策，但为了当选，他们提供了不同的平台。如果获胜的候选人认为选民是错的，那么在任者一旦当选就会改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观察到不管谁当选，候选人提供不同的平台，然后追求相同的政策。

请注意，在这两种情况下，一旦当选，候选人(可能)会偏离他们的政纲，但他们会偏离的信念是认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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