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下的长江三角洲早期现代经济
摘要: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尤其是现在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在迅速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这个奇迹赖以产生的基础是此前几个世纪江南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增长。为了正确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就必须真正认识江南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历史基础;而要真正认识江南经济的过去,关键是正确认识江南在西方到来之前的经济状况,就必须抛弃西方中心论,从新的视野研究近代早期江南经济史。这对于改进我们关于西方到来之前中国“传统” 经济的看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长三角 经济奇迹 近代早期 历史新视野
由于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世界历史上已经有了新的 重要性。这种前所未有的增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发生了这一经济奇迹?寻找一个好的答案。
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大分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奇迹的起源,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至关重要。
这个奇迹要求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来临之前对中国的经济表现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考察。正如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所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的历史仍然清楚地说明了它的现在。过去的存在可以在许多领域看到。 中国的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或者是过去的持久性。[[1]]
巨大分歧理论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史研究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该研究是该 理论的经验基础,而该理论为该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由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 在我看来,三角洲的经济表现将是分析该理论在经济历史中为何重要的最佳场所。
1、当今的“大融合”:长江三角洲与西欧的快速经济追赶
如今,长江三角洲(Wade-Giles拼写系统中的长江三角洲,中文为江南)正在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引擎的作用。但这不是最近的现象,因为在过去的千年中,三角洲一直是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最发达的地区。这种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使三角洲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三角洲的经济历史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得到了最深入的研究。中国经济史上的几种有影响力的理论都是根据三角洲的经验得出的,尽管就领土和人口而言,三角洲是中国的一小部分,但三角洲被视为中国故事的“代表”。
长江三角洲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长江口,由上海,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组成。这是该国人口最多的地区,土地面积为100,200平方公里,2002年的人口为8228万人[[2]],与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密度,每平方公里823人。它也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城市化水平达52.63%[[3]],拥有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大城市,每个城市都有数百万居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尽管长江三角洲是过去一千年来中国最先进的地区,但长江三角洲在1979年中国开 始经济改革之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却远远落后于西欧。然而,在随后的三十年中,尤其是自1992年以来,三角洲的经济一直在迅速增长。如今,尽管三角洲在土地面积和人口方面仅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和5.9%,但它在2009年占中国GDP的17.8%,达到了8786亿美元(名义),[[4]]与1978年的443亿美元[[5]]和1992年的654亿美元[[6]]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果以PPP计算,2009年三角洲的GDP甚至更大:达到1.6万亿美元(2009年)[[7]]换句话说,如果将三角洲视为独立经济体,它将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仅比第九大经济体意大利小一点,比许多主要经济体大如墨西哥,韩国,西班牙,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澳大利亚,伊朗,台湾和波兰,排名第11至第20。[[8]]
得益于快速的增长,三角洲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中已大大缩小。1978年,该三角洲的人均GDP约为1,200美元[[9]],不到法国(9,424美元)的1/8,英国(5,727美元)的1/5,以及仅是西欧最贫穷国家葡萄牙的一半(2,349美元)。[[10]]然而,2009年,三角洲的人均GDP按官方汇率增长至11,600美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近十倍。由于人们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很多,因此,按购买力平价测算,2009年三角洲的人均GDP估计将达到21,190美元(按2009年美元计算),是英国(美国的60% 35,200美元),或法国(32,800美元)的65%,等于葡萄牙(21,800美元), 远高于匈牙利等大多数前共产主义国家( 18,600美元), 17,900美元)[[11]]和俄罗斯(15,100美元)。[[12]]长江三角洲与主要的西欧国家之间的鸿沟缩小,意味着该三角洲正迅速赶上西欧。有了如此高的增长率,可以预见,这种差距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填补。作为追赶故事的一部分,上海正在成为世界新兴的经济中心。从货运量的角度来看,它从1980年的第160位跃升至2006年的世界第一位。它在世界金融中的地位飞速增长, 以至于像张国荣(Steven NS Cheung)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乐观地预测,上海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与纽约和伦敦并驾齐驱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角洲的追赶可以看作是欧亚大陆经济发展水平两端的“大融合”。
2、长江三角洲的前现代经济
当人们追溯到中国最近的经济奇迹的起源时,很明显传统观念似乎并没有太大帮助。对中国过去的传统看法总体上是负面的。人们认为,在帝国末期,国家是专横而腐败的,对促进经济发展无能为力。相反,国家一贯奉行传统的反商人政策,阻碍了商业增长。统治阶级无情地剥削了农民和工匠,几乎没有剩余用于生产投资。人口增长过快,维持生计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增长速度;法律制度不足,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儒家的价值观和教育阻碍了创造力和创新等等。所有这些导致了悲观的景象:没有西方的影响,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增长。
在中国经济史领域,日本学者提出了“1940年代末期和1950年代末的“明清停滞”类似于西方关于“中国社会停滞”的观念。尽管这一惯例受到“近代早期中国”这一新理论的挑战,但该公约在几十年来一直主导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出现1970年代的西方国家,标志着帝国末期在社会和经济上的重大进步。
在中国大陆,对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完全是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内进行的。根据斯大林式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总体方案,晚期帝制中国社会的统治体系被认为是“封建制度”,是“停滞”的同义词。它与被认为是现代和动态的资本主义并置。
在1955-65年的十年间,中国进行了一些重大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资本主义新芽”的理论。这些理论声称,在帝国末期的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尽管他们仍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话语框架内工作,但从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学说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13]但是这些理论也导致了悲观的景象:现代增长不可能在中国发生而不受西方的影响。
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这两种理论遭到质疑,然后逐渐被抛弃。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转向了“农业内向增长”理论,该理论在198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被认为是旧公约的简便替代品。根据该理论,直到1950年以后引入现代投入之前,长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很少。此外,由于土地上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不得不寻找不同的出路,因此劳动力向更多地区转移的趋势越来越大。劳动密集型商品作物。这些经济作物是通过更多地利用劳动来获得的,单位面积土地的总产值更高,但每个工作日的平均回报更低。基于这些商业作物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化的增长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每个工作日的报酬率非常低,农民的生活水平维持在勉强的生活水平。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增长只是“没有发展的增长”。[[14]]
尽管这三种理论在某些方面相互冲突,但它们有一些共同点地面。“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资本主义新芽”的理论将西欧尤其是英国的经验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规范”。遵循这一规范,学者们花费大量精力寻找长江三角洲和英国经济之间的异同,以确认中国一直在遵循历史演变的“共同模式”的理论。
“渐进式增长”基于所谓的“史密斯-马克思主义”增长模型,该模型也将英语经验视为现代增长的唯一模式,也是判断三角洲是否发生现代增长的唯一标准。如果不符合标 准,就不应有现代增长,而应是“渐进式增长”。
这些理论的中心主题是,现代经济增长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卡尔·马克思本人将中国
(和印度)归为“亚洲社会”范畴,他声称这不能追随西方的演变方式。此外,他在中 国看到了一个封闭而停滞的社会,就像木乃伊被小心地保存在一个密闭的棺材中一样,当它与露天接触时会溶解。[[15]]因此,晚期的帝国中国社会和经济陷入了绝望的停滞状态。“中国封建社会”,“中国资本主义新芽”和“渐进式增长”的理论认为,晚期帝制中国经济并没有停滞,而是处于现代增长之外。
这些理论充满了问题。他们混合了现代增长,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尽管这三件事相互关联,但并不一定完全相同。[[16]]这些理论也将“来自西方的冲击”作为现代增长背后的主要动力。但是事实是,在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之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影响非常有限,中国经济显示出自己没有动力从假定的角度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前几个世纪的“豆芽”。因此,“中国资本主义新芽”派的学者被迫承认现代增长将源于西方的影响。“渐进式增长”学派的学者正确地揭示了长江三角洲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经济落后状况。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三角洲一直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地区,而三角洲的特点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然后在长达数百年的内卷化过程中陷入了最糟糕的困境。[[17]]所有这些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什么长江三角洲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表现如此出色,并且比其他地区要好得多。
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大学就已经失败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流派提出的理论和论点存在一些重大缺陷。
首先,这些理论具有相同的基本思想:中国经济史的演变应遵循西欧的道路。由于 中国的经验与西欧的经验截然不同,因此注定无法实现现代增长。
其次,这些理论基于对帝国晚期中国的一些预设,例如马尔萨斯的“人口爆炸”,技 术和制度停滞的惯例等等。他们还认为,在帝国末期,中国处于专制国家,无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统治阶级(主要是地主阶级)则贪婪而寄生。国家和统治阶级从痛苦的农民和地位低下的商人那里狠狠地榨取了一切。结果,几乎没有盈余留给投资,依此类推。由于据称中国被困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任何现代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前提条件尚未得到充分的证明。
外文文献出处: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5,Vol.36,No.1, pp.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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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编辑,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人,第3-4页。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HINA AND EUROPE
Li Bozh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the Yangzi Delta, economic miracle, early modern,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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