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下）

原文作者：H.L.A.Hart 单位：牛津大学

摘要：在研究实证主义、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时，作者论证了一个特殊的特征。一方面，作者提出了具体的问题，例如法律与伦理之间的联系的意义，以及如果否定这种联系，为什么它是错误的，从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作者通过他精心组织和清晰的分析澄清了围绕这些问题的混淆和模棱两可。

关键词：道德选择； 正义； 功利主义；法律规则

法律与道德的区分遭受的第三个批评与前述二者截然不同 。它不是以细致推理为基础对功利主义之区分作知识上的反对, 相反 ,它是人们基于刻骨铭心的惨痛经历而产生的情感诉求 。它由地狱生还的人们(如乌利西斯或但丁)的控诉构成, 他们为人类带来了警告。这里, 地狱不在黄泉之下 ,不在九霄之外,它在我们日夜生活于斯的可爱的土地之上 。它是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制造的, 目的是 :将自己的同类投入地狱 !

这种诉求源自德国思想家 ,他们经历了残酷的纳粹体制 ,并且对该法律体制下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拉德布鲁赫是其中之一 。在纳粹独裁统治之前 ,他一直是实证主义理论的忠诚信徒。然而,纳粹下的体验, 使他放弃了自己本来的信仰。所以 ,就他而言 ,要求别人抛弃法律道德分离之学说的呼吁,体现了公开忏悔的特殊辛酸。他们的批评闪光之处在于:它勇敢地面对边沁和奥斯丁在主张“实际是”和“应该是”之区分时曾考虑到的特殊难题 。这些思想家主张应当将功利主义分离的事物重新结合起来 。尽管在功利主义看来, 这种区分恰恰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关心的对象是:道德上恶的法律所导致的一系列困境。

在转变信仰之前 ,拉德布鲁赫认为:对法律的抵抗是个人的良心问题 ,是个人提出的道德难题 。法律的效力并不因下述两个理由而遭到否定:①法律的要求在道德上是恶的 ;②服从法律比起不服从法律将会导致更恶的后果 。这里我们要重提奥斯丁,他极强烈地谴责那些认为与道德基本原则冲突的法律不再是法律的学说, 称之为“一派胡言” 。

最恶劣的法律因而全然违背上帝意志的法律 ,它们曾经而且将继续被法院作为法律予以实施 。假设主权者用死刑去禁止一个无害的或有益的行为 。如果我做了此行为,我将会受到审判并宣判有罪;如果我反对此判决 ,说它违背神法 ,法院将依据效力被我抨击的法律把我绞死, 以此证明我的推理是无效的。抗辩 、异议 、申诉 ,这些以神法为依据的权利在现实的法院中从未有过 ,从未有过 ———自太初创世至此时此刻。

这里的措辞激烈有力,而且,例子也确实有点残酷。但是, 不要忘了,这种论述在奥斯丁(当然还有边沁)这里相伴随的是这样一种信念 ,即如果法律极不公正 ,那么抵抗与不服从便显然成为一种道德义务。当我们权衡服从和抵抗以作出自己的选择时,我们便发现,由此而生的人类困境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清 。

纳粹体制轻松地利用了人类对于纯粹法律(表述为实证主义的术语即“法律就是法律”)卑屈的服从而达到了自己罪恶的目的 ,德国的法律职业竟然无能力去抗拒以法律之名义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 因此,拉德布鲁赫得出结论 ,实证主义(这里指区分“实际是之法”与“应该是之法”的主张)助纣为虐 ,有力推进了纳粹恐怖统治 。由此, 他认为,人道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法律或法制概念不可或缺的部分 ,任何违背道德基本原则的实证法令或成文法都将是无效的 ———不管它表达得多么明白, 多么清晰地符合特定的法律体系所规定的法律效力的形式标准。只有把握了德语词汇“Recht”包含的精妙涵义, 才能充分理解拉氏的学说。但是 ,很明显 ,这一学说意味着:每一个法官或律师都应当强烈谴责那些践踏基本道德原则的法律 ———它不仅仅是不道德的或错误的,而且根本不具有法律特征 ;在决定特定情形下具体个人的权利义务时, 这种缺乏法律性质的立法是不应该予以适用的。不幸的是 ,拉德布鲁赫学说前后的剧烈转变在翻译其作品时被忽略了 ,所有愿意重新思考法律和道德关联的人都应当阅读这一内容 〔42〕。

德国的法律良心必须向道德要求开放,然而在我们的传统中 ,情形却根本相反。读着拉德布鲁赫充满激情的呼吁和恨铁不成钢的抱怨 ,我们又怎能不落下同情的热泪! 然而 ,认为德国人之所以对道德要求的麻木不仁和对国家权力的阿谀卑屈是因为对“法律(尽管其不符合最低限度之道德要求)是法律”的信仰, 这是极为天真的想法。相反, 这段惨痛的历史促使人们探究:为什么强调“法律就是法律”及法律与道德之区分在德国是邪恶的 ,而在其他地方却与极开明的自由主义相伴而随(如功利主义者)。然而,在拉氏对道德上邪恶的法律存在本身所产生的问题的整个论述中, 潜在着某些比天真更易导致混乱的思想 。在他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自己试图在法律职业中输入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他只是一知半解 ,这样说并非苛责。因为 ,他所说的一切都过分夸大下述事实,该事实即:一个规则可能被说成是一个有效的法律规则, 该命题一旦宣布,便决定了对“这个法律规则应该被服从吗?”这一道德问题的终极性的回答 。事实上, 对任何恶意地运用“法律就是法律”的术语及法律和道德区分的做法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然会说:“很好 ,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 法律不是道德 ,不要让它取代道德” 。

然而, 为评价拉氏修正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主张 ,我们不应局限于纯粹的学术争论。战后, 拉氏的法律概念自身包含了人道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 。它在德国法院的实际操作中被用来裁决案件, 惩罚纳粹统治下的当地战争罪犯、间谍及告密者 。此类案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被指控者认为 ,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行为实行之时 ,并不违反当时制度下生效的法律 。这类主张遭到的反驳是:他们(主张)所依据的法律是无效的 ,因为违反了道德的基本原则 。我在此引用一个简单的案例 〔43〕。

1944 年,一个女子想除掉她的丈夫 ,便向当局告发他, 说他离开军队休假在家时, 曾有过侮辱希特勒的言论。依当时的德国法律 ,所有不利于第三帝国统治的言论及任何损害德国人民军事防御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尽管丈夫的言论违反了此种法律 ,但妻子并不负有揭发丈夫的法律义务。结果, 依此种法律,丈夫被逮捕并被判除死刑, 虽然事实上丈夫并没有被执行死刑 ,而是送到了前线。 1949 年 ,妻子在西德某法院受到追诉 ,理由是妻子剥夺了丈夫的自由———依据自制定之时至今仍然有效的 1871 年刑法典,这是应当受到惩罚的犯罪。妻子主张说 , 丈夫是依据纳粹法律判处监禁的, 因而她自己是无罪的。案件最后到了上诉法院, 该院认为, 妻子向德国法院告发丈夫导致丈夫的自由被剥夺, 虽然丈夫是被法院以违法的理由而宣判的 ,但是,这种法律“违背所有正常人的健全良知和正义观念” 。后来的许多案件都采用了这种推理方式, 人们欢呼雀跃, 赞颂这是自然法学说的胜利 ,标志着实证主义被彻底的打翻在地。对这种结果毫不保留地高唱赞歌, 在我看来不过是歇斯底里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为此鼓掌叫好,因为,他实现了使做出极不道德行为的女子受到惩罚的目的。但是, 此目的只是靠宣布 1934 年制定的法律无效而达致的 , ———至少,这样做是否明智还是个疑问。当然 ,还有两个其他的选择:其一是免除对该女子的惩罚,人们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件坏事。其二是惩罚该女子 ,这时, 人们必须面对适用溯及既往的法律的事实。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 ,在以这种方式实现惩罚的过程中 ,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尽管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或惩罚是邪恶的 ,但将其公开适用于案件中,至少体现了坦率的美德 。我们必须明白 ,当惩罚该女子时, 我们只是在两个邪恶中选择其一:要么使该女子免受惩罚, 要么放弃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大多法律体系都接受的珍贵道德原则。我们从伦理史上学到的唯一的知识是 :解决道德难题的办法是不要隐藏它。当生活迫使我们在两害之中取其轻者时 ,我们必须明确 :难题究竟是什么? 不道德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能是法律或不可能合法,运用这一原则之弊害在于 :它将会掩盖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真正本质, 从而鼓励浪漫的乐观主义 ,认为所有为我们所珍视的价值最终将在单一的体系中融洽相处,而另外的价值不会因一种价值考虑而被牺牲或损伤。

“一切不协 , 是你不理解的和谐

一切局部的祸 , 乃是全体的福”

当我们以对待普通案件的方式来错误地处理我们面临的难题时 ,这肯定是不真实的, 也是不坦率的。

或许我们过分地强调了形式甚至是词语 ,与另外的可能对此女子产生相同结果的方法相比,我们竟不能着重说明一种处理该疑难案件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不能描绘出其中的差异呢? 我们可以依据溯及既往的法律惩罚该女子, 并且公开宣布, 我们在两害之中做出了与现行原则不一致的较轻的选择 ;或者我们可以不必准确指明我们在此案件中的哪些环节上牺牲了该原则而将该案子敷衍过去 。但是, 坦率,正如它并不简单是一个次要的道德品质 ,它也不仅仅是法律实施过程的众多次要美德之一。因为 ,如果我们接受拉德布鲁赫的观点,主张某些规则因为道德上的邪恶而不能成为法律, 于是, 他和德国法院便以此来反对邪恶的法律, 我们便混淆了一个最简单因而也最有力的道德批评形式。对我们容易了解的功利主义, 我们可以说,这些法律是法律 ,但是它太邪恶了以至于不能被遵守 。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道德谴责 ,它直接而明显地唤起了人们道德敏感。相反 ,如果我们将反对的理由表述为 ,这些邪恶的东西不是法律。这种主张是许多人无法相信的;如果他们迫不得已而对此事作认真的思考, 那么 ,在接受这一观点之前 ,便会为一大堆的抽象哲学问题所困扰 。因此, 否定功利主义所主张的那种区分所获得的唯一且极为重要的教训是:在表述对法律制度的道德批评时, 如果我们有丰富的明白易懂的语言 ,一定不要用争议性的哲学命题, 这一点正是功利主义者极为关注并力图说明的。

五

自功利主义之后 ,法学理论上又有许多流派产生和发展 。固然, 功利主义学说的其它部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 但是 ,他们对混淆“是”和“应该是”的做法的批评具有不仅是知识上而且是道德上的价值。这正是我曾试图表明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 :虽然, 就一个法律体系中的任何特定法律而言,这种区分(“实际是之法”和“应该是之法”之区分)是有效且重要的;但是,如果将其适用于“法律”即法律体系的概念,它至少具有误导性;如果我们主张(正如我们已做的那样)狭义的真理(或自明之理),我们便掩盖了一更广泛的(或更深刻的)真理 。毕竟,有一点是需强调指出的 , 即我们都知道 :对于孤立地予以考虑的法律而言,有许多东西是不真实的 , 但就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而言, 它们却是真实和重要的。例如 ,法律和制裁、法律存在与法律实效间的联系只有在较为普遍的意义上才能被正确理解。一国法律体系之中的每一个法律都必须有一个制裁,这是明确无疑的(在没有对“制裁”之义作过分扩展及对“法律”之义有意限制的情况下), 然而 ,主张一个法律体系如果要成一个法律体系 ,必须为其中的某些规则规定制裁, 这种说法至多也只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同样 ,一个法律规则, 即使其只在极少数的案件中得到执行和遵守 ,也可以说它是存在的;但是 ,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体系仅仅在极少数的案件中得到遵守和执行, 我们便不能说这个法律体系是存在的 。或许被孤立考虑的法律与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之中的差异同样适用于“法律应该是什么”之道德(或其它)概念与这种广义的法律概念之间的联系 。

在奥斯丁的著作中, 可以发现这种观点(至少是其萌芽形式)。他让人们注意这一基本事实:即每一个发达的法律体系都包含着某些“必然的”和“人类共同本质之基础的” 〔44〕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追求的 ,我将简要地说明为什么而且在多大程度上它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法律体系的概念包括很多方面 ,而且极不清晰 ,对于法律体系之整体和单个具体要素而言, 什么是“实质”的特征或说是必要的呢 ? 此问题上的争吵和没有“卒子”的象棋是否为象棋之争吵不相伯仲 。因此,我们必须(如果能够)避免对法律体系做不合适的定义, 这只能是枯燥的无用功。人们总是喜欢直截了当地追问,一个法律体系要成为法律体系是否必须使单纯的事实陈述符合某种道德或其他的标准呢?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例如 ,完全无视这一标准的法律体系从未曾存在过 ,即使曾经存在, 也未能持久过;一个法律体系应追求某种形式的正义, 这种假定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 它影响了我们在特定案件中解释具体规则的整个方式 ,如果正常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假定没有实现 ,规则将无法使人们服从(除非是恐惧), 更不要说具有服从的道德义务了。因此, 法律 、道德标准和正义原则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而非随意的, 正如法律和制裁之间的联系一样。至于这种必然性是逻辑的(即法律“ 意义”的一部分)抑或只是事实的或因果的 ,我们尽可将该问题放心地留给闲情雅致的哲学家去玩味 !

法律体系中某些规则是“必然的” 。这种主张意味着什么呢 ? 对此, 我将在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可能会运用到哲学的想象)和说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我们这些居住在世界上的人类,终有一天会在各方面都发生变化,如果这种变化过于剧烈 ,那么, 真理将在转眼之间成为谬误 ,不仅如此 ,我们整套的思维及对话方式亦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不合时宜的古董。这些思维和对话方式构成了我们当下的概念工具 ,借助它 ,我们能够彼此相互观察 ,而且观察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然而 ,有一件事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 :正如我们目前所理解的那样 ,我们整个的社会道德和法律生活依赖于一不确定的事实 ,即, 虽然我们的身体在形状、大小及其他物理属性上确实改变了, 但它们的变化并不过分地剧烈,也不像水银一样变得迅速且无规则可循 ,以至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后 ,我们彼此熟知的人竟无法再认得出来 。虽然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 ,或许有一天情形有所不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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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IV

The third criticism of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is of a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 it certainly is less an intellectual argument against the Utilitarian distinction than a passionate appeal supported not by detailed reasoning but by reminders of a terrible

experience. For it consists of the testimony of those who have descended into Hell, and, like Ulysses or Dante, brought back a message for human beings. Only in this case the Hell was not beneath or beyond earth, but on it; it was a Hell created on earth by men for other men.

This appeal comes from those German thinkers who lived through the Nazi regime and reflected upon its evil manifestations in the legal system. One of these thinkers, Gustav Radbruch, had himself shared the 'positivist' doctrine until the Nazi tyranny, but he was converted by this experience and so his appeal to other men to dis-

card the doctrine of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has the special poignancy of a recantation. What is important about this criticism is that it really does confront the particular point which Bentham and Austin had in mind in urging the separation of law as it is and as it ought to be. These German thinkers put their insistence on the need to join together what the Utilitarians separated just where this separation was of most importance in the eyes of the Utilitarians; for they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 posed by the existence of morally evil laws.

Before his conversion Radbruch held that resistance to law was a matter for the personal conscience, to be thought out by the individual as a moral problem, and the validity of a law could not be disproved by showing that its requirements were morally evil or even by showing that the effect of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would be more evil

than the effect of disobedience. Austin, it may be recalled, was emphatic in condemning those who said that if human laws conflicted wit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orality then they cease to be laws, as talking 'stark nonsense.'

The most pernicious laws, and therefore those which are most opposed to the will of God, have been and are continually en-forced as laws by judicial tribunals. Sup-pose an act innocuous, or positively bene-ficial, be prohibited by the sovereign under the penalty of death; if I commit this act, I shall be tried and condemned, and if I ob-ject to the sentence, that it is contrary tothe law of God. ..the court of justice will demonstrate the inconclusiveness of my reasoning by hanging me up, in pursuance of the law of which I have impugned the validity. An exception, demurrer, or plea, founded on the law of God was never heard in a Court of Justice,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down to the presentmoment.41

These are strong, indeed brutal words, but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y went along-in the case of Austin and, of course, Bentham-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if laws reached a certain degree of iniquity then there would be a plain moral obligation to resist them and to withhold obedience. We shall see, when we consider the alternatives, that this simple presentation of the human dilemma which may arise has much to be said for it.

Radbruch, however, had concluded from the ease with which the Nazi regime had exploited subservience to mere law-or expressed, as he thought, in the 'positivist' slogan 'law as law' (Gesetz als Gesetz)-and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German legal profession to protest against the enormities which they were required to perpetrate in the name of law, that 'positivism' (meaning here the insistence on the separation of law as it is from law

as it ought to be) had powerfully contributed to the horrors. His considered reflections led him to the doctrine tha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humanitarian morality were part of the very concept of Recht or Legality and that no positive enactment or statute, however clearly it was expressed and however clearly it conformed with the formal criteria of validity of a given legal system, could be valid if it contravened basic principles of morality. This doctrine can be appreciated fully only if the nuances imported by the German word Recht are grasped. But it is clear that the doctrine meant that

every lawyer and judge should denounce statutes that transgress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not as merely immoral or wrong but as having no legal character, and enactments which on this ground lack the quality of law should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working out the legal position of any given individual in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The striking recantation of his previous doctrine is unfortunately omitted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his works, but it should be read by all who wish to think afresh on the question of the interconnection of law and morals.42

It is impossible to read without sympathy Radbruchs passionate demand that the German legal conscience should be open to the demands of morality and his complaint that this has been too little the case in the German trad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n extraordinary naivete in the view that insensitiveness to the demands of morality and subservience to state power in a people like the Germans should have arisen from the belief that law might be law though it failed to conform with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morality. Rather this terrible history prompts inquiry into why emphasis on the slogan 'law is law,'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aw and morals, acquired a sinister character in Germany, but elsewhere, as with the Utilitarians themselves, went along with the most

enlightened liberal attitudes. But something more disturbing than naivete is latent in Radbruchs whole presentation of the issues to which the existence of morally iniquitous laws give rise. It is not, I think, uncharitable to say that we can see in his argument that he has only half digested the spiritual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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