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和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证据外文翻译资料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China

吴小刚 李君

1. 上海大学数据与城市科学中心（CENDUS）
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清水湾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及经济研究所

3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 以前的跨国研究和纵向研究显示，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调查结果不同，因为收入与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其他社会趋势有关，会对结果造成影响。本文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对中国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国的不平等伴随着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根据一系列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我们发现尽管同期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但从2003年到2010年，生活满意度有所提高。2005年CGSS的横断面分析与地级统计结果相吻合，揭示出地方经济增长率有正向影响，但地方收入不平等对个人生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收入不平等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澄清以往研究的混杂成果，并指出经济和社会政策对改善中国转型经济中的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

关键词：1中国2经济增长3主观幸福感4收入差距5多级模型6面板数据分析

许多研究记录了经济状况和主观幸福感 (即财富和幸福) 在个人或国家层面上的关系。生活满意度是一个人生活的整体认知判断, 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幸福, 字面上指的情感或情绪状态。表达了一种对情绪的突然变化非常敏感的感受。个人报告的幸福度与绝对收入呈正相关, 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家庭层面。

许多文献一直致力于了解这种关联在不同情境下如何变化，如空间、时间和社会群体之间如何变化的。来自19个欧洲国家的数据显示, 从最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以5分制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提高0.71分，类似的结果经合组织国家从1975年到1997年一再发现。然而幸福感与绝对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在收入较低的时候，超过一个门槛，幸福水平与绝对收入的增加不呈正相关。此外, 尽管收入一般随着年龄增长，但这种关系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并没有改变。伊斯特林使用时序数据进一步报告说, 尽管人均收入在观察期内大幅度上升，但许多国家的平均主观幸福感一直保持不变。吉多·迪特利亚 的调查还显示, 在国家 (地区)中, 人均GDP对幸福感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从纵向的角度来看, 经济条件和主观幸福感 (快乐) 之间的矛盾缺乏关系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

悖论的产生是因为个人很快就习惯了他们的境况, 他们的愿望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 因此收入上升对幸福感上升的影响消失了, 主观幸福感达到了平衡。

社会比较通常基于对自身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与参考价值的评估 (克拉克, 弗里吉特斯)。当个人将自己的收入水平与其他人比较, 并意识到他们挣得较少时, 他们可能会经历相对消沉的状态。在这方面, 主观上的不平等并不简单地反映客观上的不平等, 而是由一个的'对理想情况下的真实情况和信念的感知共同产生。收入不平等在当前的环境下是一种客观的状况, 但可能更直接地与感知到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的不平等相关, 这不仅影响生活满意度, 还会产生消沉感。

不过, 关于收入不平等和主观幸福度之间的关系是混杂的。虽然一些研究表明, 高不平等会产生相对消沉感 从而减少主观幸福度其他人报告了 收入不平等于主观幸福度之间微不足道甚至是积极的关系。

这种积极的关系, 虽然是反直觉的,但却是生活环境中示范效应的结果。根据隧道 效应理论 (赫尔希曼和罗斯柴尔德, 1973), 更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 (马歇尔和弗斯, 1999).

因此, 关于如何看待收入不平等的假设、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和隧道效应理论，预测了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对立关系。虽然生活满意度是相对比较的产物 (无论是与现在或未来的机会), 但这种比较是否导致悲观或乐观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条件。我们推测, 快速的经济增长, 而不是收入不平等本身, 创造了经济机会向上流动, 从而形成了对收入不平等和生活满意度的看法

在本文中, 我们认为收入不平等有净负面影响, 而改善的经济条件对人们的主观幸福度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从2003年到2010的一系列中国一般社会调查 (CGSS) 的数据, 特别是 2005 CGSS 匹配的地区基尼系数。我们通过实证检验上述猜测，解开收入不平等，经济机会和主观幸福度的复杂关系。过去几十年收入不平等伴随着生活满意度的波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化。

1. 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发展

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总产值迅速增长, 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度改变。, 特别是自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人均GDP 从1990年的1644年元增加到了7857元, 再到 2010年12336元 (国家统计局, 2011)。伴随着经济奇迹的是收入不平等的增加: 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57 增加到2000年的 0.39,和0.481 在 2010年 (请参见图 1).

鉴于收入变化的不平等 学者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是'谁赢谁输,'特别是在90年代的市场转型辩论的理论框架下。虽然辩论仍未解决, 但普遍认为宏观社会经济转型是一个多维的过程, 不仅包括市场化, 而且还有其他驱动力, 如经济结构的升级和教育扩展, 与市场化密切相关, 但概念上不同, 并可能对社会分层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 收入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已经引起了中国决策者们不能忽视的普遍的社会不满。正如阿普尔顿和宋所说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中国社会不满的表现, 如示威, 罢工, 内乱, 犯罪,都反映了对生活的不满。因此, 社会经济转型的主观后果对于理解不平等影响社会稳定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均GDP和基尼系数单调上升，但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似乎没有遵循一个一致的趋势。例如, 对两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分析显示, 认为自己 '非常高兴' 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8% 下降了一半以上为12%。 在 2000年; 在十点刻度上测量的满意度得分从平均值下降了 7.3–6.5。然而, 从 CGSS 到2003和2010之间的数据表明, 在这个时间, 实际上生活满意度增加了, 尽管基尼系数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前十年, 从2000年的0.39到2010年的0.48.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了由2002年收集的横断面数据的证实。

虽然前面提到的隧道效应理论可能为这种关联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不它并不适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观察到的情况：主观幸福度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而下降下降。因此, 有人认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2000年代之间. 影响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观后果的社会力量可能有所不同。

经济发展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之一。物质生活条件, 如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 与个人的经济资源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都有密切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 希望提高国民的生计而获得公共支持.然而, 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衡量的经济发展并不总是有利于改善主观幸福感 (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 这不仅受到宏观经济条件影响, 而且也被感知到的社会差别所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当中国经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为首进一步市场化后迅速增长,2000年代，中国的经济从2000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 此外, 机会可能更多的受年增长率的时间趋势影响而不是本身的增长。如图 2所示, 在1992年之后, 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高于国际标准水平, 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减慢了速度, 在1999年达到了最低点 (7.62%)。然而, 自2000年以来, 增长再次加速, 这可能增加了社会对高收入不平等的接受程度, 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可能带来了对提高社会经济流动性的希望，着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

我们参考了在中国快速社会经济转型期间，再分配状态的影响已经减小，市场力量的影响增加。国有部门的劳动力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到2000年的 35%。从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转移的大量工人不仅重塑了不平等的结构, 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城市工人的幸福感。基于对来自 CGSS 2003、2006和2008的数据的分析, 报告说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意明显比私营部门的员工更快乐, 并且那些留在公共部门的人, 与那些搬到私营部门的人相比, 也享受到了主观上的幸福感, 在工作上的不安全感则在心理上遭受损失。

因此, 存在多重力量，直接和间接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主观幸福感。经济发展可能会改善主观幸福感, 而市场化倾向于减少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济发展和市场化都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联系在一起, 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生活满意度就不那么清楚了。

因此, 要全面了解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的主观幸福感，有必要引入一个更可靠的情境不平等测度, 并考虑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在本文中，我们使用2005年小型人口普查计算出的地级基尼系数作为与人们能够感知的不平等（主观不平等）密切相关的情境不平等的度量。我们将其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联系起来，通过多层次分析考察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影响，考察一个地区收入不平等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了确定情境收入不平等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我们还对从2003年到2010年的CGSS构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补充分析，作为稳健性检验。, 作为一种稳健性检查.

2. 研究问题和假说

生活满意度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 这为评估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参考。社会环境往往是由空间或时间来决定的, 在大多数基于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中, 空间指的是国家一级。虽然我们的研究问题受到了二十世纪来中国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与提高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矛盾联系的启发, 但我们推测, 这种积极的关系主要是由经济的快速增长驱动的，而不是由收入不平等本身。由于国家时间序列数据中的数据点有限, 我们通过在地区层面实施社会背景调查来进行地区分析, 我们认为这是最适合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社会比较。在本文中, 我们的目标是在考虑到与收入趋势相关的其他宏观经济条件 (如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率) 的情况下, 研究中国境内的生活满意度的当地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伊斯特林悖论指出, 虽然个人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个人往往会很快习惯于他们的情况, 特别是那些收入相对较高的人。根据对1992至2002期间对15个欧洲国家的70个地区的数据的分析, Pittau et al. (2010)贫穷国家的个人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要大于富裕国家。为了开始我们的调查, 我们检验了中国的伊斯特林悖论, 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有着巨大的区域差异。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按人均 GDP 计算, 个人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较低的。

周和谢 (2016)认为空间和时间可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在对三个省 (河北、甘肃和陕西) 60 县的重复横断面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他们发现生活满意度与经济发展地区差异的不明显 (按人均国内总产值计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活满意度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积极反应。这是因为, 在横断面分析中, 地方经济增长率而不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为社会比较提供了参考依据,导致不同程度的生活满意度.

如果是这样, 经济增长率或经济前景的水平将是比收入不平等更可靠和直接的经济机会衡量标准, 特别是对新发展和转型经济体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本地经济增长率对个人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

如前所述, 个人评估其相对于参考组的收入水平, 通常是在本地环境中, 并据此调整他们的期望值。上述假设表明, 个人收入是决定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的一个相对术语。通过考察收入不平等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检验相对收入的作用。根据布洛克曼 et al. (2009), 在中国, 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可能产生了一组 '失意的成功者,' 尽管绝对收入增长相当可观，但他们的相对收入状况仍然恶化，从而导致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下降。即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居民（主要被视为经济转型的赢家），往往对收入不平等更为敏感。为重要 (李 amp; 吴, 2012;怀特, 2010)。因此, 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倾向于负一个ff的主观幸福感, 往往会对主观幸福度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了第三个假设:

假设3。地方收入不平等以地方基尼系数衡量，往往会降低个人的生活满意度。

在省级多控制的横断面分析不能排除区域间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这可能会影响到收入不平等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为了解决与其他背景因素（地区属性）相关的省略偏差，我们构建了2003年至2010年间从全国调查中汇总的省级面板数据，并以总体水平以不同形式检验假设

假设3a 地区收入不平等对个人主观幸福度有负面影响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我们分析了2003 - 2010年CGSS的一系列数据，特别是与统计数据相结合的2005年CGSS数据同年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地级。我们通过CGSS汇总的纵向数据的面板分析来补充横断面多层次分析，并与省级的其他统计数据相匹配。

3. 数据、变量和分析策略CGSS 是一项全国性的代表调查, 自2003年以来每年进行, 覆盖农村和城市的人口 (西藏除外)。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首先从2798个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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