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外商投资的新增长点:理论与实践依据

—最近几年外商投资重要特征分析

摘要：最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明显上升,外商经营的独资化倾向加强,自由港成为外资主要来源地,来华外商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理论上分析,外商独资化透露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水平正在提高的信息,从而更需要从内部转让先进技术,外资较多流向金融和房地产业以及自由港外资流入的迅速增加,不仅是为了获取“通货溢价”的利益,也有组合投资的风险控制因素,并不完全是“热钱”。尽管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很高,但全球价值链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积极吸引外资,才能集合全球优势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并提升竞争力。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正确理解是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认识前提。未来,无论在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制造业领域,仍然需要大力吸收外商投资。此外,还应当继续扩大开放基础设施和更多服务业领域,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的体制与政策环境。

关键词：外商投资;未来趋势;理论分析;中国实践

利用外资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基本政策无疑将要长期坚持,而且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完善,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中国的最新实践,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国际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认识我国利用外资的规律,创新我国的利用外资理论和政策,实现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的目的。本文试图从近几年外商投资重要特征的分析人手,解读这些现象的理论政策含义和实践需要。

一、近几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重要特征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五”末期和“十一五”时期以来,外商来华投资出现了一些重要特征,包含了重要信息。分析这些现象是我们在进人开放型经济新阶段重新认识和理解利用外资的理论和政策含义,以及实践需求呼唤的基本线索。这些重要特征是:

（一）第三产业吸收外商投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产业引资乏力2004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以“转向服务业”为副标题,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的新趋势,引起了我国学者和政府的注意。此后呼吁我国更多吸收服务业外商投资成为学者研究和政府决策的关注点。

从表1看,从2001一2008年8年间,制造业外商投资流量的增加是不明显的,其中有4个年份是负增长或微弱增长,其余4个高增长年份有3个集中在“十五”期间,只有一个在“十一五”期间,而且是在持续3年的负增长和低增长后出现的结果。“十一五”期间吸收外资的亮点是2007年和2008年连续两年出现了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的高速增长,整个地提高了“十一五”期间服务业吸收外资在全部吸收外资中的比重。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为什么第二产业吸收外资出现停滞?什么原因使服务业吸收外资出现突破性进展?

（二）外商“独资化”倾向加强

在利用外资的各种企业形式中,独资经营已成为外商投资企业最主要的投资方式。根据2008年商务部外资司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年检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占全部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就已经达到52.21%,之后不断上升,2007年底达到64.44%。中外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企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的数量增加迅速,但总量仍不大;其他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逐渐消失。截至2007年底,在220601家外商投资企业中,173476家由外方绝对控股,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78.64%,随着外商“独资化”倾向的增加,外商独资经营愈来愈成为当前中国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形式,其利用外资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使用外资金额从2000年第一次超过合资经营企业以来,比重不断加大,截至2007年底,已上升到68.57%(见表2)。近几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占1/4左右,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开始下降,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大幅增加,但比重仍较低。

对这种现象,一种解释是认为外商利用其资本、技术和管理的优势排挤和控制我国民族工业,从而实施其扩张(逮宇铎等,2008)。这种解释是否全面准确,是需要商榷的。

（三）自由港成为外资主要来源地

1992年以来,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西萨摩亚和毛里求斯四个自由港对华投资增长速度不断刷新,特别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期,来自自由港的外资比重跃上重要台阶,成为中国外资流人重要来源地。据统计,截至1994年底,中国外资流人的十大来源地依次为:港澳地区(593亿美元)、中国台湾(84.5亿美元)、美国(77.3亿美元)、日本(72.8亿美元)、新加坡(20.7亿美元)、韩国(12.73亿美元)、英国(12.68亿美元)、法国(8.0亿美元)、德国(7.86亿美元)泰国(626亿美元)。那时,四个自由港的外资流人累计不过1.8亿美元左右。从1995一2005年11年间,自由港外资流人迅速上升,从2000年起就超过了英、法、德在内的整个欧盟以及美国和日本(见表3)。

从2000年开始,自由港一跃成为仅次于中国香港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外资流人比重下降,而韩国流人比重上升,从而改写了中国十大外资来源地的排序sup1;:中国香港(2595.22亿美元,下同),日本(533.75),美国(510.9),维尔京群岛(459.16),中国台湾(417.57),韩国(311.04),新加坡(277.44),英国(r31.96),德国(114.39),开曼群岛(56.6)。这个排序是把各自由港分开计算的,若把4个自由港加起来计算,已经位居第二。从2006一2008年,自由港外资流入出现新的高涨,从130亿美元依次增加到226亿美元和231亿美元,成为外资流人最活跃的来源地。这3年累计,十大外资来源地排序如下:中国香港(889.72),维尔京群岛(437.54),日本(118.39),美国(84.21),中国台湾(58.09),韩国(107.08);新加坡(86.29),开曼群岛(78.11),萨摩亚(62.58),德国(36.13)。毛里求斯从2007年开始对华投资呈跳跃式增加,3年累计超过28亿美元,成为外资第11大来源地,排在英国(24.7亿美元)之前。自由港日益成为外资重要来源地说明了什么?流行的解释是热钱流人,但是这种解释很难得到调查和统计数据的印证,因此只能是假设。从这种现象中我们还能探究出什么有意义的信息呢?

（四）我国吸收外资在全球流且中比重下降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加快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呈现上升趋势,这个趋势到2000年达到一个峰值;随后出现连续3年的下降,但从2003年开始回升,到2007年达到新的更高峰值。与世界直接投资流人量的增长趋势相一致的是,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量也是持续增长的,但相反的是,在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换言之,我国对外商投资的有效吸引能力小于世界直接投资流量的供给增长速度(见表4

从2002年以来,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处于贬值状态,以美元计算价格的世界直接投资流量存在价格增加因素,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美元对欧洲货币转为升值,可能也存在对世界直接投资流量的低估作用。中国从2005年7月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21%左右,如果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总投资的实际比重需要做些修正计算,即便仍以2004年汇率年平均价计算,2005一2008年的修正值不过分别为6.8%,5.5%,5.0%,5.2%。下降趋势仍然是明显的。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992年吸收外商投资跃上百亿美元新台阶。在1991一1995年的“八五”期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平均占世界直接投资流人量的8.8%;而在19%一2000年的“九五”期间,这个比例降为7.3%;2001一2005年的“十五”期间,这个比例再下降到6.7%;2006一2008年是“十一五”期间的前3年,这个比例又下降为5.7%。流行和简单的解释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币储蓄的增加,对外来资金的渴求已经大为缓解,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太需要外商投资了。确实,中国在利用外资中对资金要素的依赖已经不那么强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不需要引进外商投资。从世界趋势看,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都是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大国,甚至连比利时这样小而富的国家2006年吸收国际直接投资都比中国多,这在理论上又应如何解释呢?

二、对上述重要特征的理论分析

（一）从“两缺口”理论到全球价值链理论

发展经济学解释发展中国家破解资金和外汇两个缺口以实现经济起飞的目的是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这就是著名的“两缺口模型”理论(Chenery,HollisBurley,1965),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不仅为美、英等国大量输出资本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受到新独立的巫需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采纳,甚至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理论指南。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西方经济学家陆续创立了体系比较完备的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在理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有海默(s.H.Hymer,1976)、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1969)等人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等(peterJ.Buekleyet欲.,1970)和卡森(MarkCasson,1970)的“内部化”理论:邓宁(JohnH.Dunning,1981)的“国际生产折中论”以及小岛清(KiyoshiKojima,x97s)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这些理论为西方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扩张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和西方经济学界的追捧。但是,这个理论的重大缺陷是没有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需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也就无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利用外资的政策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实用性还不如“两缺口”理论。随着发展中国家涌现出成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出现,全球跨国投资出现南南相互投资、南北反向投资、发达国家相互投资以及资本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新格局,“两缺口”理论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局限性愈来愈明显了。进人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加速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工业产品竞争力下降,日本和欧洲的工业产品日益占领美国市场,经常项目中的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密切关注,从而发生了一场关于美国产业竞争力的热烈讨论(裴长洪,1998)。持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并制定产业政策以提升美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持乐观看法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工业结构的变革,应当由自由市场力量决定,政府不必采用产业政策干预,并认为美国工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只是为赢得下阶段竞争优势而暂时放弃的利益(Krugtnan,1988)。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1990)对这场争论进行了总结,并开创了产业国际竞争力新的研究分析框架。他的研究不是从价值判断着眼去评定两种观点的是非,而是从跨国企业如何赢得国际竞争的公司战略管理人手,分析了产业国际竞争的最新实践,提出了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国际竞争的新概念,解释了在工业产品愈来愈成为多国籍生产的条件下,评价国际竞争力的新标准以及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如何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战略(MiehaelE.几rter,1980,1955,1956,1990)。中国学者吸收借鉴了波特的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在国内外的价值增值过程中,其价值链是国际性的并由跨国公司共同管理的认识(王林生,1994)。波特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并不是直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他的本意是为美国公司出谋划策如何进行跨国经营并牢牢掌握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但是也客观地分析了在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和多国籍产品出现新形势下国际竞争的新形式,客观地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工与市场跨越国界产生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重新配置的必然趋势。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实现要素和资源的重新组合,不断改组原有的价值链和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只要这种整合有利于保持或增强母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环节”,这种要素流动和重新整合就是合理和必要的,sup1;因此他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只有通过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才能进人“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而只有进人该体系,才有机会集合全球优势生产要素,加强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形成自身的竞争力,并通过培育新的竞争力,实现“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国际分工位次的提升。游离于价值链体系就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中被边缘化,就难以得到国际分工的利益。因此,全球价值链理论也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需要不断吸收外商投资,为什么吸收外资的规模和能力成为评价发展中国家整合外部资源的综合水平和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当然,全球价值链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实质上是模糊了民族国家利益的界限,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局限性。但是,这对于我国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当前和未来完善利用外资的体制和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二）资产及风险控制理论与外资流入结构

跨国投资在实践中毕竟是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因此,企业投资战略也成为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原因的重要学说。美国学者曾经从资本、货币市场的不完善,利率和汇率波动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结构和效率等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特别是阿利伯(Aliber,1970)把对外直接投资视为资产在各个通货区域之间的一种流动,与其说这是一种生产现象,不如说这是一种货币现象。他认为,由于不同货币利率和汇率的波动,因此存在通货溢价(CurrencyPremium)因素,这是跨国企业得到高收益率的原因,也是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通货溢价论假设,当投资国货币疲软、而东道国货币坚挺时,投资者是为了得到以东道国货币计价的资产,当它返回投资国时,就得到实际的或账面的溢价。可见,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失效这一基础上,这种失效给了那些用某种货币定值其资产的企业以优势。国内投资的风险控制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跨国投资,例如,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认为,就某一种资产而言,风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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