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化对引入周转货币的双边贸易的影响 ——基于中国和新加坡的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汇率变化对引入周转货币的双边贸易的影响

——基于中国和新加坡的研究

Guangpu Yang , Qingyang Gu

摘要

基于供需模型推导出的可检验的引力型双边贸易模型下，本文在引入周转货币的汇率制度下，探究双边汇率波动导致的贸易额变化主要是通过影响需求、供给还是两者都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该理论体系下，一国货币对周转货币的升值预计将促进该国进口，但对其出口的影响未知。一国汇率对周转货币的波动越大，越不利于其进口。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引入周转货币可以在评估影响时避免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的计量经济问题。通过收集分析中国和新加坡之间21年或252个月的新型双边贸易数据集，对该模型的预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从结果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1、引言

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直受到大量研究决策者的重视。基于一国货币贬值是否会改善该国经常账户平衡这一传统问题，研究者主要关注于汇率重估对贸易平衡的影响。马歇尔和勒纳最先提出马歇尔—勒纳条件（ML条件）。众所周知的J曲线效应最早由Magee(1973)提出，它考察了货币贬值对贸易平衡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接着是bahmanioskooee(1985)、Rose和Yellen(1989)和Backus等(1994)。关于汇率重估对贸易平衡影响的文献综述，可以参考bahmanio - oskooee and Ratha (2004)， Auboin and Ruta (2011)， Huchet-Bourdon and Korinek(2011)。

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汇率波动加剧。研究者开始关注汇率波动与贸易流动关系。在汇率波动是否会抑制国际贸易这一问题上，一直备受争议。Clark (1973) 首次基于一个简单但比较著名的模型，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具有负影响。但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汇率波动是否会抑制进出口贸易，都没有得出一致结论。如Hooper and Kohlhagen(1978)对Clark(1973)模型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实证检验，发现汇率波动对贸易量没有显著的负影响; Cushman(1983)用类似的方法研究表明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最近的研究包括Cushman (1986, 1987)， Koray and Lastrapes (1989)， Pozo (1992)， Chowdhury (1993)， Caporale and Doroodian (1994)， et al. (2000)， elous (2001)， Barkoulas et al. (2002)， IMF (2004)， hucher - bourdon and Korinek(2011)。更详细的回顾可以参考Auboin和Ruta(2011)。

汇率制度作为贸易实践，尤其是在贸易计价结算中的重要因素，却长期被文献特别是实证文献忽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目前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贸易发票中占主导地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该领域的大多数的研究主体是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因此不涉及周转货币问题。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可检验模型，探究在引入周转货币的汇率制度下，汇率变动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这是基于中新两国21年来月度双边贸易数据集进行的测试。

首先，我们基于由潜在供需模型推导出的可检验的引力型双边贸易模型，引入周转货币。周转货币，是指双边贸易以非双方货币计价或者结算的，即第三种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两国货币的双边汇率对第三方周转货币的影响将会显现，甚至会主导贸易国货币的双边汇率。此外，引入周转货币有助于研究双边汇率波动导致的贸易额变化主要是通过影响需求、供给还是两者都影响。例如，出口国货币对周转货币的汇率变动会通过影响交易的供给方直接影响贸易。即在该理论体系下，一国货币对周转货币的升值将促进该国进口，但不能证明会对其出口产生影响。此外，进口国货币对周转货币的汇率波动会抑制进口。引入周转货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反向因果关系，即贸易会影响汇率,而汇率不会影响贸易，因为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不会对第三国货币的汇率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数据集涵盖了从1993年1月至2013年12月这252个月，其中包括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中国和新加坡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各种双边汇率,包括CNY（人民币）–USD（美元）, SGD（新加坡币）-USD, CNY-SD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SGD-SDR以及人民币的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SGD。

基于该数据集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和检验，实证研究表明：一、新加坡币在长期内相对于美元升值时，会倾向于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商品，而短期内并不显著;当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时，尤其是在短期，中国倾向于从新加坡进口更多的商品。二、新加坡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会显著抑制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和新加坡对中国的进口;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也会对中国出口新加坡产生类似的负面影响，特别是2005年中国引入浮动汇率制度之后。三、收入与进出口贸易额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证实，进出口的贸易额主要受中国的收入影响，而非新加坡的收入。这就意味着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和新加坡对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受中国方需求的影响。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降低，其对中国的进口显著增加，这为研究关于WTO对贸易量特别是进口量的促进作用的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

本文对文献研究做出了几点贡献。就我们所知，本文是首批基于周转货币背景下，对汇率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将两国货币的双边汇率分解为这两种货币相对于周转货币的双边汇率，这有助于确定利率效应驱动因素的来源，也为避免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计量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本文也是首批对中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经济体之间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此外，在分析中使用月度数据，使我们能够区分和调查长期和短期效应。

本文的其余部分如下所述。第2节是文献综述，并强调了最近的贡献。第3节从基础供求模型推导出一个简单且可检验的引力型双边贸易模型，并引入周转货币。第4节给出了我们编辑的数据集，并讨论了计量模型规范，第5节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发现和各种相关测试。第6节给出结论及评价。

2、文献综述

虽然有大量的文献论述汇率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但关于周转货币在评估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方面的作用的文献相对较少。

在早期关于周转货币的文献中，主要讨论的是货币国际化，最早研究的有Cohen (1971)， McKinnon (1979)， Krugman(1980, 1984)。例如，为什么一些货币，比如英镑和美元的货币，会发展为交换其他货币的工具。克鲁格曼(1980) 研究了用第三国货币进行交易的付款方式及交易成本收支平衡，并展示了一种货币如何成为国际交换媒介。关于周转货币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Baron(1976)和Giovannini(1988)最先正式提出如何选择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并强调了不同国家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作用。简单来说，在其他条件一致时，当一个国家受到的汇率波动冲击不大，公司在进行国际贸易时更愿意用该国的货币开票，来减少由货币产生的汇率波动问题。

根据经验，Wilander(2013)在瑞典出口商的发票上发现汇率波动。之后对该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还有Devereux等人(2004)、Bacchetta和vanWincoop(2005)以及Goldberg和Tille(2008)，他们引入了如行业特征、国家规模等其他观点。最近，Eichengreen(2010) 对美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崛起作了详细的历史叙述;Devereux和Shi(2013)通过构建一般动态均衡模型，研究周转货币产生的效率收益的本质。

本文并非探究选择发票币种的决定因素，而是结合中国、新加坡等国的实际情况，将周转货币的使用视为一种既定的制度安排，尽管中国最近开始推动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此外，和 Goldberg and Tille (2008)的假设一样，将引入周转货币的制度安排运用于所有行业，而不是在行业之间随机选择。通过引入周转货币，我们可以将两种货币的双边汇率分解为两种货币对周转货币的双边汇率，来确定双边汇率波动导致的贸易额变化主要是通过影响需求、供给还是两者都影响。如：出口国货币对周转汇率的汇率波动会通过影响贸易的供求方直接影响贸易。此外,虽然一方货币相对周转货币的汇率波动预计不会受到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探究,但拆分后的汇率变化会转化为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汇率变化,进而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考察贸易国货币对工具货币的双边汇率，可以避免Broda and Romalis(2011)提出的贸易对汇率可能产生反向因果关系的计量问题。

3、引入周转汇率的双边贸易模型

3.1 模型

借鉴Thursby和Thursby(1987)，我们基于供需模型推导出的可检验的引力型双边贸易模型，并对其进行修改，引入周转货币。基本需求模型是用来衡量j国对i国出口商品的需求量，其需求量是由j国进口商品价格(以j国货币表示)、j国进口他国商品的价格，以及j国的收入和审美组成的函数。基本供求模型是i国对j国出口商品的供应量，其供应量是由i国出口商品价格(以j国货币表示)，i国出口其他国家的价格，生产可能性(以收入近似)组成的函数。即：

(1)

(2)

t指时间段；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数量；表示i国商品在j国的进口价格，用j国货币表示；为j国进口其他国家的价格指数；表示k国(k = i,j)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示i商品的出口到j国的价格,用i国的货币表示；表示i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价格指数；影响j国对i国商品喜好的因素。

由于i国和j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会使用一种工具货币，例如美元，即进出口双方都必须以美元结算，因此，i国和j国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i国出口到j国的货物的进出口价格表达为：

(3)

(4)

指i国商品出口到j国的价格，以美元表示；以美元表示的K国货币（k=I,j）; 为j国对i国货物征收的关税税率; 表示从国家i到国家j的运输成本; 表示j国进口商受到的任何对冲因素；表示i国出口商受到的任何对冲因素。

此外，我们假设方程(1)和方程(2)在右边都是乘法。然后，两边取对数得到一个对数线性系统如下:

(5)

(6)

理论上，我们假设(1) lt;0 for j = 1, hellip;,5,gt;0 当j=6,hellip;,8,但是*代表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2）*gt;0 f当 l=1,2,3,6 *lt;0当l=4，5.从而得到*和*的简化方程

(7)

(8)

3.2. 探讨与发现

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出估计方程（7）和（8）；但是Q和PDUSt的数据很难收集，而产品P的数据i很容易得到，所以可以估计出如下公式:

通过对*和*的理论论证，以及对****的参数定义，得出：

正如预期的那样，除了允许一对代理用于交换风险套保，方程(9)与Anderson(1979)和Bergstrand(1985年，1989年)中所用的重力方程(方程1)相同，如果我们将运输成本因素看作是重力模型中距离的代表，并将Linder term,, 换成了人均的绝对差值，Burenstam Linder(1961)、Thursby and Thursby(1987)和Hallak(2006, 2010)之后，中美两国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与文献中的大多数研究相比，模型中引入周转货币有两个优点：(1)由于大多数国际贸易是以少数几种主导货币中的一种作为结算货币的，而不是以贸易伙伴的货币结算的，因此比较符合实际。(2) 引入周转货币有利于我们判断双边汇率波动导致的贸易额变化主要是通过影响需求、供给还是两者都影响。除此之外，在基础需求和供给函数中包含外汇风险对冲代理()也可以让我们检验外汇风险对双边贸易价值的影响。由于无法获得的直接测量数据，我们遵循了其他研究，如艾利克(2000)和亚里士多德(2001)，使用两种双边汇率()的变异性作为代理测量。这将在第4节中详细讨论。

修改翻译结果

4.

4.1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包含三个主要数据集，即从1993年1月到2013年12月，共252个月。第一个数据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包含了中国和新加坡21年来的双边贸易数据，包括汇总数据和一位数的SITC产业水平数据。

第二个数据集主要包含中国和新加坡的主要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包括双边名义人民币对新加坡元的汇率，两国的价格指标和收入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NBS)、中国人民银行(PBOC)、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和新加坡统计局(DOS)的数据库。

第三个数据集包含人民币-美元、新加坡元-美元、人民币-特别提款权、新加坡元-特别提款权(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双边名义汇率;人民币和新加坡元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来自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新加坡的出口额指数、新加坡的进口额指数、新加坡的出口单位价值指数和新加坡的进口单位价值指数(来自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 1999年11月至2013年12月)，数据来源于波罗的海交易所数据库。主要变量显示在附录中的表A1中。

根据文献研究，基于移动平均法构建双边汇率波动(包括人民币兑美元、新加坡元兑美元、新加坡元兑新加坡元)，如下:

其中可以尝试不同的m，基准值设定为4。

此外，还定义了1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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