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水平和城市户口对中国城市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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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和城市户口对中国城市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Ningzi Li 1 Yue Qian 2

摘要：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参与金融投资。我们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影响城市股票和固定收益投资的因素。有城市户口的夫妇比没有城市户口的夫妇更有可能投资。与只有丈夫受过高等教育的的传统家庭或者只有妻子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进行了比较，有两个受教育程度较高(较低)的配偶的夫妇进行投资的可能性更大(较低)。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家庭收入和财富、财务知识、信息获取和风险承受能力是如何调节这些关系的。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投资受到两种家庭结构的影响：配偶受教育程度和制度优势(城市户口)。

关键词：家庭金融；教育投资；城市居民；不平等

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国际上私人投资的发展，中国社会经历了规模和盈利能力的不断增长。在这一趋势下，各国纷纷采用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个人和机构纷纷积极参与金融管理。这种趋势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单位，包括政府、公司以及家庭。

鉴于家庭财富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家庭之间的私人投资正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参与金融投资可能是经济不平等长期存在和再现的一个重要机制。事实上，之前的研究表明，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有可能进行金融投资，而金融投资收入进一步拉大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间的差距。影响金融投资的其他因素，如金融素养、长期财务规划和风险承受能力，这些因素前人也都有很多的研究。

然而，影响家庭财务决策的两个重要因素仍未得到充分解释: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居民向城市地区迁移。女性的高等教育程度增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资产积累的可能性，提高了他们的金融素养，这些都可以增强女性在家庭财务决策中的议价能力。与此同时，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数量的增加可能会扩大目的地区对金融资产的需求，而这反过来又会挑战为本地居民提供的融资机会和财产保护的制度安排。当地人的体制特权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他们参与金融活动，从而进一步扩大他们相对于移民的优势。

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社会背景来研究上述被忽视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的。自1993年中国股市正式启动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中国家庭可以选择投资股票、债券、共同基金等理财产品，2015年，中国家庭将约12.4%的资产投资于这些理财产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2016)。此外，近几十年来，在各个教育水平上，男性受欢迎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甚至已经缩小。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移民时代”:数千万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在不改变户籍的情况下进入城市。尽管居住在城市地区，但在户口制度下，在农村地区正式登记的移民在目的地“实际上被视为二等公民”，因为他们获得社会福利和政府提供的服务有限。因此，在新兴金融市场、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背景下，本研究调查了配偶受教育程度和居住状况如何影响中国城市已婚夫妇的财务参与。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来深入探讨家庭投资。具体来说，我们的问题是:哪些家庭在金融投资方面更为活跃?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居住权发挥了什么作用?家庭经济参与与配偶受教育程度和城市户口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通过家庭财富、财务知识、信息获取和风险承受能力来调节的?我们希望拥有教育优势和制度特权的家庭更积极地进行金融投资，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

理论和假设

教育配对和家庭理财

对家庭财务决策变化的一种解释是配偶受教育程度的配对。在传统的异性婚姻中，女性倾向于嫁给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最近几十年，妇女在教育程度上已达到平等，甚至超过了男子，已婚夫妇中传统的教育上的一夫多妻制模式也相应地减少了。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个人与受教育程度相似的配偶结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学者们甚至观察到女性与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的趋势。

然而，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夫妻的财务决策是一个重要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解释现代社会中家庭结构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时,布赫兹指出,受过高（或低）等教育的配偶能够塑造家庭的社交关系网和导致家庭教育资源的积累(或缺乏),从而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以及加剧家庭之间的资源不平等。与此同时，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教育差异可能会影响婚姻内权力的平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配偶可能在家庭财务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之前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议价模型和一个合作模型来解释家庭财务决策。一般来说，在进行金融投资时，女性的风险承受能力低于男性。一些研究发现，由女性控制资源较多的家庭不太可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如股票)，这表明配偶可能会做出单边决定，这取决于谁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然而，研究结果并不单一。Jiakoplos和Bernasek(2008)表明，丈夫或妻子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不影响双职工家庭的财务风险承担能力，这表明夫妻是基于共同的资源进行合作决策，而不是与配偶争论。虽然这些研究并没有具体研究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家庭资源配置，但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与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家庭议价能力有关，我们可以借鉴这部分文献来阐述我们的假设，如下所述。

根据议价模型，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的非规范夫妻与丈夫受教育程度高于妻子的传统夫妻在经济参与上存在差异。其思想是这样的:如果夫妻双方的教育程度不同，妻子在非规范夫妻中的教育优势可能会增强她的议价能力，并允许她的保守观点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然而，在传统婚姻中，丈夫的教育优势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财务风险。简而言之，非规范夫妻和传统夫妻在财务参与方面的差异表明，议价模型适用于解释中国城市夫妻的财务决策。然而，我们也承认非规范夫妻和传统夫妻在经济参与方面可能是相似的，这将表明在家庭决策中采用合作模式。

除了配偶的相对教育程度，夫妻双方的总体教育水平也可能影响家庭经济参与。与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丈夫的传统夫妇相比，受教育程度相同、配偶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同性伴侣可能接受了更多(或更少)的教育，获得了更高(或更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并得到了不同的社交关系网。因此，我们推测，与传统的夫妻中只有丈夫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相比，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在家庭资产投资上具有优势，而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则处于劣势。

总的来说，我们预期家庭经济参与将视配偶双方的绝对教育程度及其相对教育程度而定。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1a与只有丈夫受过高等教育的传统家庭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非规范夫妻进行金融投资的可能性更小。

假设1b与只有丈夫受过高等教育的传统家庭相比，夫妻双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夫妇更有可能进行金融投资。

假设1c与只有丈夫受过高等教育的传统家庭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进行金融投资的可能性较小。

城镇居民和家庭金融

对不同家庭投资决策的另一个主要解释农民工家庭缺乏城市户口相关的制度障碍。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户口制度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基本方面。在这一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一个户口，分为“农村”或“城市”。户口继承自父母，并且户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受到严格控制。在城市，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移民“实际上被视为二等公民”)。尽管生活在城市地区，但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福利(例如，享受当地学校、城市养老金计划、公共住房、医疗保健等)。他们大部分从事低薪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在外来人口聚居区。

尽管我们对城市户口对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知之甚少，但此前对自有住房等其他投资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户籍制度为户口迁移设置了制度性障碍。除非农民工有长期的城市定居计划，否则他们更倾向于租临时住房或住企业宿舍，而不是拥有商品房，因为他们在就业机会上处于劣势，无法获得城市的银行抵押贷款和社会福利。农村移民面临的这些制度性障碍很可能会抑制他们的金融投资。

尽管我们缺乏对城市户口家庭财务投资的研究，但也有一些研究对美国移民家庭的财务决策进行了调查，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形成假设。因为中国城市的农村移民与美国的移民一样，也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通过对移民家庭的研究表明，新来美国的人通常面临信贷紧缩，获得社会福利的机会很少。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持有流动资产，这些资产可以很容易地转换成现金。此外，与美国的本土居民相比，移民不太可能投资于股票或维持支票或储蓄账户。

根据中国农村移民和美国移民所经历的制度缺陷和他们有限的投资之间的联系，我们提出:

假设2：在中国城市，居住在城市的夫妇比外地夫妇更有可能进行金融投资。

总的来说，由于广泛的经济变化和家庭变化正在发生，中国城市家庭金融是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在研究家庭金融投资在不同教育配偶之间的差异，以及在有和没有城市户口的家庭之间的差异时，我们的研究在几个方面对家庭和经济问题的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随着大多数西方国家和许多非西方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出现逆转，理解配偶的教育配对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一个需要我们迫切关注的问。而之前的研究分析了家庭状况，如离婚、家庭劳动分工、夫妻收入安排。我们的研究是最早调查家庭金融配置的研究之一。这些配置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家庭财富积累和长期财务安全。其次，尽管有大量关于中国户口阶层划分的文献，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职业层次、收入差距以及获得福利、住房和教育的机会差异。关于户口制度对家庭金融的影响，人们知之甚少。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家庭金融投资在刺激资源不平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揭示了户口相关政策的变化如何促进家庭金融投资。综合起来，我们的研究通过评估家庭结构的作用揭示了哪些家庭可能从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中获益最大。

数据和方法

数据

我们分析了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全国代表性数据。CHFS的数据是由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在2011年进行的，收集了丰富的信息，包括家庭资产、收入和财富、家庭成员的社会人口特征以及受访者对投资的态度。研究中心设有电脑辅助的个人面试系统。该样本是通过分层三阶段概率比例大小(PPS)随机样本设计选择的。首先，选取2585个县中的80个县作为主要抽样单位。然后，从80个县中每个县抽取4个居民区。最后，从每个居住小区中选择20-50户。每个社区的家庭数量由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最终成功采访了8438户家庭。城市家庭拒签率为16.5%。

样本

利用CHFS样本，我们确定了最能解决我们研究问题的分析样本。由于CHFS的金融参与是在家庭层面进行的，所以我们使用家庭作为分析单位。我们首先将样本限制在夫妻双方都在场的6583个已婚夫妇家庭中，而被调查者或他/她的配偶是户主。我们剔除了户主既不是调查对象也不是其配偶的家庭，因为已婚夫妇的双方都没有提供的家庭数据很可能存在重大测量误差。然后我们排除了106对同性伴侣(因为同性婚姻在中国是不合法的，这些伴侣很可能因为测量错误而被纳入CHFS)和12个受访者或他们的配偶不是中国大陆人的家庭(也就是说，他们的配偶不是中国大陆人)，其国籍为香港、澳门、台湾或外国。这些家庭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们的主要兴趣变量——城市居民——只在中国大陆人中间被问及。最后，我们将分析样本限制在3908对居住在中国城市的已婚夫妇中，在剔除了60户缺少分析变量数据的家庭后，我们得到了3848对已婚夫妇的样本。

因变量

因变量表示家庭金融参与，我们同时考虑了股票和固定收益金融产品。由于固定收益金融产品定期向持有者支付利息，因此通常被认为是比股票风险更低的金融项目。因此，审查这两种类型的投资项目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投资决定。CHFS问:“你家有股票账户吗?”“我们把“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注意，持有自己公司的股票可能不同于购买其他股票。因为研究表明，员工往往低估了自己公司股票投资的风险。然而，在我们的样本中，只有19个家庭(0.5%)持有家庭成员所在公司的股票。敏感性分析证实，如果排除这些家庭，我们的结果实质上是相同的。

至于固定收益投资，CHFS问:“你的家庭拥有下列哪项资产?”受访者可以选择(1)债券、(2)共同基金、(3)衍生品、(4)理财产品，(5)什么都不选。如果受访者选择前四个选项中的任何一个，则家庭被编码为1，表示投资于固定收益资产(0=否)。

自变量

我们的主要自变量是配偶受教育程度和城市户口。CHFS要求受访者明确自己和配偶的教育水平，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到拥有博士学位。由于高等教育在金融投资中的重要性，我们将已婚夫妇分为四组:只有丈夫至少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传统家庭(即夫妻)。夫妻双方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夫妻双方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我们使用传统的夫妻作为参考类别。需要明确的是，根据我们的设定，“高学历”意味着“受过大学或以上教育”，为了便于写作，我们将它们互换使用。

与此同时，另一个主要的自变量——城市户口——也是一对夫妻需要衡量的因素。如果夫妻中的任何一方有非农业(城市)户口，我们将这对夫妻编码为城市夫妻。或者，如果一对已婚夫妇的配偶都拥有农业(农村)户口，我们将这对夫妇编码为移民夫妇(参照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婚姻可以作为农村居民获得城市户口的渠道，在城市样本中只有7.4%的夫妻(3848对夫妻中有285对)拥有混合户口。我们将户口混合的夫妻归为城市夫妻，但如果将他们归为农民夫妻，结果实质上是一样的。

控制变量

除了调查婚姻、城市户口、受教育程度与家庭金融投资之间的关系外，我们还调查了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家庭收入和财富、配偶获取金融信息的方法以及受访者对风险的态度所导致的。先前的研究表明，收入、财富、金融素养和风险承受能力是影响金融投资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投资所需的物质资源、知识和意愿)。图1显示了所有相关变量的概念关系。自变量“配偶教育水平”和“城市户口”有一个直接影响因变量“购买股票/固定收益金融产品”。间接影响因素：“家庭收入和财富”和“信息、知识和风险态度”。综上所述,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总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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