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敏感性、焦虑障碍与抑郁症的关系外文翻译资料

人际敏感性、焦虑障碍与抑郁症的关系

原文作者：Kay A Withelm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hilip Boyce University of Sydney

外文文献出处：情感障碍杂志（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04年5月

摘要：背景：之前的研究表明通过人际敏感度量表（IPSM）评估的人际敏感性是抑郁症的有效预测因素，但似乎对IPSM与焦虑症之间关系的研究兴趣较少。而本研究探讨了IPSM在区分各种焦虑症在病理性和非病理性中的表现。还研究了抑郁症和亲本环境对一些已发现的关系的影响。方法：自教师培训的最后一年，自1978年基线以来每年间隔5年对156名 男性和女性进行了评估。在第四轮随访中，受试者完成了一系列自我报告问卷，包括IPSM，以及测量神经质和特质抑郁的量表。还包括在基线时测量的感知的父母环境。DSM-III-R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是使用综合国际诊断访谈进行测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IPSM分量表表现稳定，“胆怯”与广场恐怖症和单纯性的恐惧症有关，“分离焦虑”伴随着广场恐怖症、恐慌症和广泛性焦虑障碍。“分离焦虑”和“胆怯”表明对单纯性的恐惧症有不同的性别差异影响。“脆弱的内心自我”和“分离焦虑”与有重度抑郁症反复发作史的被试相关，而前者则与父母照顾不良有关。局限性：在1988年 浪潮之前，IPSM无法包含在内。结论：虽然IPSM分量表与神经质一致，但它们显示出与特定焦虑症，重度抑郁症和 早期亲本环境的不同关联。这些发现提供了对关于易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关系的机制的更多理解。

关键词：人际敏感性;焦虑症;重度抑郁

1.引言

神经质已被证明是严重抑郁症发病的危险因 素（Wilhelm等，1999;Boyce等，1991），并且在神经质得分中发现反复发作的抑郁症与 “伤痕效应”的累积有关（Wilhelm等，1999; Rohde等，1990）。还有神 经质和焦虑症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研究结论（ Watson ，1999; Gershuny和Sher，1998; Andrews等，1990; Martin等，1988）。然而，神经质是一种异质结构，这里会发现一个问题，即这种潜在的脆弱是否是由于 “自主不稳定”和/或人际敏感性的提高而存在的。博伊斯和帕克（1989）提出，对他人的行为和感受过于敏感的人容易患抑郁症。这种称为人际敏感性的人格维度是基于对抑郁的人的临床观察，特别是抑郁患者对人际冲突的反应。他们开发了一个36项自我报告调查问卷来测量人际敏感性--人际敏感性量表（IPSM）。IPSM的因子分析确定了人际敏感性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 这些组成部分被评为分量表。第一个分量表，即“人际关系意识”，指的是个人对其他 人的行为和感受保持警惕的程度。第二个是“分离焦虑”，指处理对潜在或实际与他人分离的焦虑。 “怯懦”作为第三个维度，测量是否缺乏自信，因为害怕惹恼别人。第四个分量表，“脆弱的内在自我”，表明一个人如何因害怕被拒绝或批评而难以泄露他们的内心感受。第五个子量表，“需要认可”，确定了一个希望被其他人所喜欢的维度，但后来被作者（PB）从测量中排除，并且未包含在此处（Boyce等，1992,1998）。

抑郁的临床样本在IPSM中得到了更高的分数，（Boyce等，1990a，b），并且非抑郁症样本的得分也更低（Boyce等，1992）有关（Boyce等， 1993）。抑郁出现前得到的高分预测了一组初产妇女在生产后的抑郁情绪（ Boyce等，1991）。两项基于社区的研究也发现高IPSM评 分与抑郁有关（ Boyce等，1998; Sakado等， 1999）。这种人格特质的出现是遗传的控制（Gillespie等，2000，提交出版）。

虽然人们可能对IPSM与焦虑症之间的关联性的研究较少， 但一些研究报告了一些与IPSM分量表重叠的焦 虑症和人格特征之间的联系。在社区研究中发现分离焦虑（通过 分离焦虑症状量表测量）惊恐障碍中表现得更明显（Silove等，1995）。另一项研究发现人际敏感性与自我报告的特 征如“回避”，“依赖”和“缺乏自信”之间存 在关联（Mavissakalian和Hamann，1986）。儿童 时期的早期经历被认为对提供依恋人物以及处理 唤醒和情绪控制的生理和情感模板很重要（Shear， 1999）。亲子联系量表（PBI; Parker等，1979） 用于检查父母与孩子联系与焦虑症之间的关联，其中前者对焦虑症存在着高 度唤醒并且发现在恐慌/广场恐惧症中较低的父母照顾和过 度 保 护 之 间 存 在 显 着 关 联 （ Silove ， 1986 ） ; Silove 等， 1991; Chamb-less 等， 1996）。

本研究旨在考虑 IPSM 的各种分量表与 DSM- III-R 焦虑症的相关性; 并考虑是否观察到与 IPSM分量表的关联是否被儿童时期亲本环境的 感知和反复发作的抑郁症所混淆。

验证以下假设。

1.那些经历过反复抑郁症发作的人对所有IPSM 分量表得分更高，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明显。

2.那些已经达到各种焦虑症病例的人在IPSM的特 定分量表上得分会高于那些没有得到的人。具体而言， 恐慌症和/ 或广场恐怖症的病例在 “分离焦虑”，“胆怯”的单纯恐惧症病例，“人际关注意识”的社交恐惧症病例和“脆弱 的内心自我”的广泛性焦虑症上的比率更高。

3.抑郁症反复发作的经历将与焦虑症的持续体 验呈正相关，从而对一些或所有IPSM分量表中的得分产生影响。

4.儿童时期低父母照顾和高父母控制（以PBI衡量）的感知与“分离焦虑”，“脆弱的内心自我”和“胆怯”的高分相关。 这些风险因素将以假设2预测的方式对预测恐慌，单纯恐惧症，社交恐怖症和广泛性焦虑症产生额外影响。

2.方法

在1978 年 9 月，以此作为基线， 170 名实习教师（114名女性和56名男性）表示愿意参加有关抑 郁症和焦虑症经历的纵向研究，并被视为队列 受试者（Wilhelm和Parker，1989）。到1993年， 有4人死于自然原因，另有1人因健康状况不佳 而退出，3人拒绝进一步参与，6人无法找到， 因此该队列的92％（104名女性和52名男性）仍 然存在。

使用1993年管理的CIDI（Robins等，1988） 的相关部分，以及来自早期波的CIDI数据，在 每个受试者的一生中产生针对抑郁和焦虑症的 DSM-III-R诊断，并计算每个受试者的剧集数量（Wilhelm和Parker，1994）。受试者还完成了 一系列自我报告问卷。通过艾森克人格量表（Eysenck和Eysenck，1964）测量神经质，通过特质抑郁量表（Costello和Comrey，1967） 测量特征抑郁。1978年，受试者还完成了亲子联系量表（Parker et al。，1979），该量表评估了对生命最初 16 年内亲本环境的感知。 在 1988年和1993年，该队列完成了人际敏感度测 量（Boyce和Parker，1989），这在基线时尚未 获得。

2.1.统计方法

使用t检验、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多元方差分析比较维度数据，并进行逐步回归以预测焦虑症诊 断。其中一个目的是确定多个子量表上各种焦 虑症的病例和非病例之间的差异。为了最大限 度地减少I类错误的可能性，每个IPSM子量表（表 2 ）被认为是测试的“ 科目”（ Grove 和 Andreasen，1982），因此，对每个子量表进行 Bonferroni校正，所以仅报告了P值小于0.01（0.05 / 4）的结果。

3. 结果

1993年，共有156名平均年龄为39.1岁的受 试者接受了四次访谈。在该审查中，婚姻状况， 成为父母的比率或任何性别的初次父母身份的 年龄没有显着差异。其中102人从事全职工作（53％的女性和90％的男性）;33％的女性和6％ 的男性从事兼职工作;11％的女性，但没有男性， 从事全职家务;四名妇女和一名男子失业，一名 妇女和一名男子参与全日制学习。参与全职工 作，兼职工作和没有工作的人（v2 = 21.60，df 2，P lt;0.005）的比较表明，男性全职工作 的可能性更大。

3.1. 人际关系敏感，性格，焦虑和抑郁

在1988年和1993年的四次间断中检查了总IPSM得分和分量表的平均值，以确定跟随时间的稳定性。 随着时间 的 推 移 ， 该 组 的 总 IPSM 得分 较低 （ 1983 年为 65.6 （ 标准差 10.7 ）， 1993 年为 63.1（标准差12.0），t = 3.15，P lt;0.01）， “分离焦虑”（t = 3.28，P lt;0.001）和“人际意识”（t =-4.99，P lt;0.001）的分量表变 化反映出来 。“ 胆怯”（ t = 0.78 ， NS）和 “脆弱的内在自我”（t =-0.59，NS）没有变 化。女性有两次平均IPSM得分均较高，1988年平均得分为66.4（标准差11.3），1993年平均得分为63.9（标准差12.4） 与男性相比（64.1（标准差9.3）和61.5（标准差） 10.9），t值分别为1.3和1.2，这是非显着的）。 对于1993年的分量表，女性的IPSM总得分（t = 3.15，P lt;0.01）比男性（t = 2.12，P lt;0.05）显着下降，这反映在“人际关系意识”的差异 较大（t值为-4.21，P lt;0.001和女性和男性分别为-2.65，Plt;0.05，但不是分离焦虑（t值为-2.46，P lt;0.05和-2.28，P lt;0.05，女性和男人分别）。

接下来，对于那些没有（n = 102），一次（n = 27）和两次或更多（n = 27）严重抑郁 发作的人（见表1），比较了1993 IPSM分量表评分。 除了“胆怯”之外，没有发作的患者和所有分组的重复发作之间的得分存在统计学上的显着差异，抑郁发作的患者返回得分较高。 对于“人际关系意识”，那些有一集的人的得分显着高于那些没有的人。

表格1 1993年使用ANOVA对没有，一次和两次或更多次重度抑郁发作的人群进行平均IPSM分量表的比较

（0-1）有无抑郁症和一次抑郁症的人之间存在显着差异。（0-2）没有和两个或更多集的人之间的显着差异。* P lt;0.05，** P

lt;0.01。

然后，我们检查了1993年IPSM分量表（“脆弱的内在自我”，“分离焦虑”，“人际关系意识”，“胆小”）得分与五种焦虑症病例和非病例的得分差异（见表2）。 与非病例相比，终生诊断为广场恐怖症的人在所有分量表上得分较高; 那些患有恐慌症和广泛性焦虑症的人在“脆弱的内心自我”和“分离焦虑”方面得分较高（GAD在“人际关系意识”方面得分也较高）; 那些除了“分离焦虑”之外都有简单恐惧症的人。 对于那些有和没有终身诊断社交恐怖症的人，在任何子量表上的得分没有显着差异。

表2 焦虑症类别中病理性的和非病理性的平均（SD）IPSM分量表得分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