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对土耳其青少年、青年的非致命性自杀行为及自杀态度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对

土耳其青少年、青年的非致命性自杀行为及自杀态度的影响

原文作者 MEHMET ESKIN 单位 Faculty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dnan Menderes University, Turkey

摘要：这项研究旨在调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对土耳其青少年、青年的非致命性自杀行为及自杀态度的影响。研究通过一份测量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COL），非致命性自杀行为和自杀态度的问卷来收集数据。结果显示，根据INDCOL量表分数进行划分，在归类为个人主义的被试中，其自杀意念和尝试自杀的频率明显高于集体主义的被试。个人主义的被试相较于集体主义的被试对自杀的态度更加宽容。但是，集体主义的被试相较于个人主义的被试更多地认为应该向他人传达自杀性问题。与个人主义的被试相比，集体主义的被试更多地表现出对想象中自杀同伴的接受与帮助。而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在年轻人中较为常见。研究结果表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和发展中特定的压力源在非致命性自杀行为的分布和自杀态度的性质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自杀行为；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态度； 土耳其

引言

几乎在所有人类社会中，自杀都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且它是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Nock, Hwang, Sampson et al., 2009)。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20年将有大约153万人自杀，10至20倍的人将试图自杀（Bertolote＆Fleischmann，2002）。 不仅是自杀死亡率，还有非致命性自杀行为，如思想和尝试，都是常见事件，尤其是在世界人口中较年轻的人群中（Evans，Hawton，Rodham＆Deeks，2005; Johnson，Krug＆Potter，2000; Langhinrichsen- Rohling，Friend and Powell，2009; Mittendorfer-Rutz，2006）。 关于非致命性自杀行为，先前的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都被证明与晚年的自杀企图有关（Reinherz，Tanner，Berger，Beardslee＆Fitzmaurice，2006）以及随后的过早自杀死亡(Ostamo amp; Louml;nnqvist, 2001)。 因此，更多的研究工作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的不同方面。

自杀学中的一个有力发现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有形式的自杀行为的流行程度变化很大(Bertolote, Fleischmann, De Leo et al., 2005; Kokkevi, Rotsika, Arapaki amp; Richardson, 2012; Lester, 1997; Nock et al., 2008; Weissman, Bland, Canino et al., 1999)。自杀学试图解释个体内、个体间以及自杀行为的细胞间变异。关于自杀的文化价值观，自杀准则和自杀态度通常被认为是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许多研究表明认同感或自由文化对自杀态度、自杀行为的增加有关（Agnew，1998; Chu，Goldblum，Floyd＆Bongar，2010; Eckersley＆Dear，2002; Lenzi，Colucci＆Minas， 2012; Stack＆Kposowa 2008）。最近，Jeon，Park和Shim（2013）的研究表明对自杀的宽容态度与未来的自杀意图显著相关，尤其是抑郁症患者。

如何更好地理解自杀行为的文化差异，一个相关问题是：社会文化在哪些方面可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影响？跨文化心理学一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确定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两个显著特征(Hofstede, 1984; Ka gıtc ıbas ı amp; Berry, 1989)。虽然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经常被用来比较文化，但它们也被用作个体文化差异的变量(see Goodwin amp; Giles, 2003)。个人主义文化强调重视个人自主权、个人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而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关性或相互依赖性以及人是集体的一部分(Triandis, 1995)。科学文献指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两种世界观（Oyserman，1993）影响自我概念、动机、情感、认知，、知加工风格、归因方式、情绪调节和社会支持规定（Cross，Hardin＆Gercek-Swing，2011; Kitayama＆Uskul，2011; Kuuml;hnen＆ Oyserman，2002; Matsumoto，Yoo＆Nakagawa，2008; Oyserman，Coon＆Kemmelmeier，2002; Oyserman＆Lee，2008）。

长期以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自杀行为的影响一直在自杀学领域进行争论。例如，Durkheim（1897年）的开创性研究就是将自杀的原因定位在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中。基本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指的是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本质。回想前文，个人主义强调自我依赖、个人独特性、独立性和个人目标优先权，而集体主义强调相互依赖，相关性和群体目标的优先权（Triandis，1995）。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可能以两种方式参与自杀过程的发生。首先，当面对负面生活环境或受到负面生活环境影响时，具有个人价值取向的个人可能会对发生的事情感到个人责任并责备自己。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愤怒、不快乐和绝望的感觉。另一方面，当面对负面生活环境或在负面生活环境影响下，具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个人可能将责任归咎于他人或情境，这可能会减少愤怒、不幸和绝望感对他/她的影响。

在第二种情况下，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可能会对由于某种原因而发生非致命性自杀行为的人的社会态度产生影响。众所周知，自杀企图往往被视为“呼救”。由于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独立于背景的信息处理相关联（Kuuml;hnen＆Oyserman，2002），具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可能会将自杀行为的原因看作是由个人内部产生的，因此将原因归咎于他/她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由于集体主义与依赖情境的信息处理相关联（Kuuml;hnen＆Oyserman，2002），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人可能会将自杀的人视为受害者，从而将原因归咎于情境或其他情况。因此，试图自杀并生活在个人主义价值观普遍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可能无法得到他们所渴望的帮助。相反，那些试图自杀并生活在集体主义价值观普遍存在的社会环境中的人可能会得到他们所渴望的帮助。

长期以来，虽然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被视为社会和个人层面文化差异的重要信息来源，但它们尚未完全融入自杀学。对于Eckersley（2006）来说，诸如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等文化因素低估了人口健康和福祉的决定因素。总体水平的研究显示个人主义与自杀死亡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Eckersley＆Dear，2002; Lester，2003; Rudmin，Ferrada-Noli＆Skolbekken，2003）。个人层面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种关联。在一项针对法国第二代移民青少年的研究中，Leeuwen，Rodgers，Reacute;gner和Chabrol（2010）将个人主义视为自杀意念的风险因素。在一项澳大利亚大学生的研究中，Scott，Ciarrochi和Deane（2004）发现，具有强烈个人主义价值观（特质中心主义）的被试不太满意或不太倾向于寻求社会支持，他们有更高的绝望感和自杀意念。

虽然自杀率仍然很低，但在过去十年中，土耳其的自杀死亡率大幅上升。2000年土耳其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2.67人自杀，2011年上升至每10万人中3.62人自杀(TSI, 2007, 2012)。这相当于在短短12年的时间里增长了36%。土耳其的个人主义得分在40个国家中排名第26位(Hofstede, 1984)，土耳其正在经历包括价值观、城市化、生产方式等在内的快速社会变革。2011年2677例自杀中，15-24岁的自杀率为23.16% (TSI, 2012)，这一年龄段自杀率增长最快(Oner, Yenilmez, Ayranci, Gunay amp; Ozdamar, 2007)。因此，调查土耳其青少年和年轻人自杀行为和态度的各个方面是很重要的。本研究有四个目标。他们是:

1.探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差异对非致命性自杀行为的影响。

2.探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文化差异对自杀态度的影响。

3.检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是否会缓和先前研究中观察到的自杀接受度和自杀者社会接受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Eskin, 2004, Eskin, Palova amp; Krokavcova, in press;Eskin, Voracek, Stieger amp; Altinyazar, 2011)。

4.比较非致命性自杀行为的发生率。

研究方法

被试

参与研究的被试来自之前的两项研究，共有541名(65.0%女性)高中生和326名(41.4%女性)大学生(共867名) (Eskin et al., 2011; Eskin et al., in press).。在这两项研究中，土耳其学生报告的自杀行为比例相近或更高，但与奥地利和斯洛伐克的同龄人相比，土耳其学生自杀的接受度较低，对想象中的自杀同伴的社会接受度较高。高中组女性明显多于大学组，chi;² _{(df = 1)} = 45.79, p lt; 0.001。高中生在三所高中就读，大学生在土耳其西南部艾丁的医学院就读。高中生的平均年龄为16.52岁(SD = 1.09;年龄范围为 14 - 19岁)，大学组平均年龄为20.40岁(SD = 1.9;年龄范围为 17-29岁)。高中一年级学生144人(26.6%)，二年级学生132人(24.4%)，三年级学生180人(33.3%)，四年级学生85人(15.7%)。在校大学生中，第一年97人(29.8%)，第二年73人(22.4%)，三年级75人(23.0%)，四年级51人(15.6%)，五年级24人(7.4%)，六年级6人(1.8%)。高中组(M = 8.86, SD = 3.83)母亲教育(学年数)低于大学生(M = 9.50, SD = 3.86)， t ₍₈₆₅₎ = 2.39, p lt; 0.05。高中组父亲教育(M = 10.02, SD = 4.09年)低于大学生父亲教育(M = 11.42, SD = 3.72)，t ₍₈₆₅₎ = 5.07, p lt; 0.001。

测量

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社会人口统计学信息

研究人员询问了学生的年龄、性别、学习年限以及父母的教育情况。

2. 自杀行为

五个关于过去和现在自杀行为的问题，回答是“是”= 1或“否”= 0。它们是:

①你想过自杀吗?

②在过去的12个月里，你有没有想过自杀?

③你现在有自杀的念头吗?

④你曾经试图自杀吗?

⑤在过去的12个月中，你是否曾试图自杀?

根据回答，被试被分为具有自杀意念以及试图自杀两类，其中正面回答前三个问题中的至少一个的被试被归为具有自杀意念，正面回答问题④和⑤中的两个或其中一个的被试被归为试图自杀。研究发现，对这五个问题的正面回答数量与青少年(Eskin et al., 2007)、成人精神病住院患者(Eskin, Akoglu amp; Uygur, 2006)和年轻人(Eskin, 2012)较低的解决问题能力、社会支持、自尊和父母依恋以及较高的抑郁水平有关。

3.个人—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从INDCOL量表(Singelis, Triandis, Bhawuk and Gelfand, 1995)中，选择了5个个人主义项目和5个集体主义条目。INDCOL量表曾被Wasti和Erdil(2007)翻译并改编成土耳其语，其心理测量性质被认为是足够的。被试在李克特五点量表上对INDCOL条目的回答从“完全不同意(1)”到“完全同意(5)”不等。INDCOL条目及其阶乘结构、特征值和方差如表1所示。个人主义量表的alpha系数为0.62，条目总相关系数为0.36 ~ 0.40;集体主义量表的alpha系数为0.63，条目总相关系数为0.34 ~ 0.43。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得分的计算方法是将一个因素下的条目相加，然后除以条目的数量。因此，因子得分在1 - 5之间，得分越高，说明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水平越高。

表1 个人—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因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