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外文翻译资料

 2022-12-30 12:12

12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

原文作者: Kuang Neng-fu


简介

十二世纪奠定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基础。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迫使人们不断总结前人积累的中国图书馆学资料,从而形成了初级科学性的图书馆学系统知识,具有直观的经验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合了他们的理论与实践。 宋代(960-1279)是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 宋朝建立了一个极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结束了持续多年的战争。在这样一个和平的社会里,农业、工业和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采矿冶金、陶瓷制造和造纸,促进了印刷工业的发展。 这个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第一了,经济中心在南宋(1127-1279)转移到中国南方,比北宋(960-1127)更加繁荣。事实上,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像宋朝那样印刷那么多书籍,书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 此外,宋代的书刊在质量和其他方面普遍优越于其他朝代,比如明朝、清朝。

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宋朝有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 这时程颢、程颐和朱熹吸收了儒家学派的精华,创立了一个新的哲学分支,称为程朱学派。作为社会文化的标志,图书馆事业在12世纪的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尽管宋代的国家命运因战乱而遭受了许多挫折,但朝廷贵族和农村百姓都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这一时期在群众中流传的书籍数量甚至超过了汉唐时期,因此,国家机关、书院、私家图书馆得到了迅速发展。 同时,图书馆的采访、分类、流通也得到了完善。在这样的社会中,图书馆学的思想得以形成,也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人程俱和郑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程俱和《麟台故事》

程俱(1078-1144),秘书省第一个副馆长,曾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明白国家图书馆在治理封建国家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对南宋忠心耿耿,决心重建国家图书馆。他的图书馆学体系是在对前人积累的思想资料进行综合总结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此外,他还收集了以前国家图书馆建设的记录,然后按主题进行分类。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劳动,图书馆学的第一部作品完成了,包括五个章节和十二个小节,题为《麟台故事》。

他对国家图书馆的政策提出了建议, 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国家图书馆,恢复三馆秘阁的旧制度。他把这本书呈给了南宋帝王赵构,两个月后,赵构批准了他的提议并且着手实践。

《麟台故事》中的政策不仅最初被赵构皇帝采用,也被后来的皇帝采用。历史学家李涛后来说,“京城迁到中国南方已经四十年了。除了三馆密阁外,所有的政府机关和系统都要重新检查和恢复,它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没有任何国家机关能与它的巨大成就相提并论。” 这些记载证明,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因此,后人纷纷效仿。六个世纪后,清朝皇帝弘历(1711-1799)在其诏书中,对《麟台故事》大加赞赏。 据记载,在三馆秘阁制中,组织严密的政府职位分别为阁士、直秘阁、秘阁校理,他们负责管理密阁。弘历皇帝还规定,清代国家图书馆文苑阁必须由图书馆馆长担任职务,并且必须有兼任的管理人员。只有这样,国家图书馆才称得上名副其实。清政府将宋代《麟台故事》中提出的图书馆学思想付诸实践。

《麟台故事》揭示了程俱对馆阁及其功能的看法。他认为馆阁应该是制定各种政策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的一个机构。从大量的书籍中,人们可以知道一个民族的和平与繁荣,动荡和衰落的历史规律。他在书中引用了一位皇帝的话: 一个国家应该更加尊重知识,激励人民,寻找事物的起源。 程俱认为图书馆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也是治理国家的前提。 程举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宋初国家图书馆官员,他早在公元989年就向皇帝提交了一篇关于宫廷图书馆的文章,在文中,李至简要论述了三馆秘阁的建设与发展,文章涵盖了超过十个世纪,从汉代麒麟阁、天禄阁到魏(220-265)、晋(265-420)、南北(420-581)、隋(581-618)、唐(618-907)、五代(907-960)到宋(960-1279) 。程俱提到历史人物李志是用来证明一个事实:国家图书馆是非常重要和绝对必要的。

除此之外,他还在书中提到了馆阁的功能。

首先,认为馆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和启发。 他说: “自宋朝初期以来,馆阁一直在培养或激励大量的人才,他们都是政府官员的候选人,因此图书馆本身就具备各级政府的特点。 换句话说,馆阁培养了各种各样的官员。除了最高统治者和高级官员外,馆阁的使用者还包括馆阁官员和经考试获准进入图书馆的学者,北宋政府从他们中选出了最杰出的官员。 他引用一位皇帝和其他官员的言论,指出这种选拔制度是为了建立国家图书馆,培养合格的人才,汇集所有最有才华的学者,发展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就像训练军队保护国家一样。

其次,他认为馆阁可以帮助政府参考和决策。如果馆阁得到恢复和发展,它可以为政府提供现成的参考和咨询。他还评论说,北宋时期,中央政府非常重视考察政治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历史渊源, 政府要求馆阁官员提前讨论和分析这些材料。 范仲淹,(989-1052),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就官员问题与苏轼(1036-1107)进行了讨论(苏轼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作家和藏书家),通过协商解决政府建设在主管仪式礼节的太常还是收藏历代文物和收集才子见解的崇文苑。如果图书馆官员能够对历代政府组织社会、政治、礼仪等重大活动的有用政策进行考察和研究,就不会违背国家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 此外,程俱还引用了宋朝皇帝的话: 国家图书馆激发了有智慧和能力的人进入政府系统提供参考和信息。 所有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人员都应该学习和进一步了解和平时代的法律以及战乱、腐败时代的法律。 他们应该告诉皇帝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而不隐瞒事实。当时国家图书馆被认为是政府的咨询部门。

第三,他认为馆阁应该被用来复兴和编撰书籍及参考资料。 事实上,北宋三馆秘阁在编修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深远的影响。他特别指出,北宋时期,大量编纂工具书和百科全书,如《太平御览》,是馆阁官员艰苦工作的成果。 他们首先广泛而全面地阅读书籍,然后选择书籍的主要部分,最后根据内容对所选材料进行分类。 北宋校勘的目的是对照权威文献,确定版刻和出版的可靠版本,不同于过去的王朝,国家图书馆的功能包括编写历史。正如程俱所指出的,古人说,皇帝左边的史官记录了他的讲话,而右边的史官记录了他的举止,而北宋馆阁兼任这两个职位。

《麟台故事》对图书馆馆藏的采集、分类、编目、整理、整理、利用等基础性工作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搜集方面的工作包括: 收集皇帝下令分散在人民中间的书籍; 派官员到各省搜寻书籍; 修补遗失的书籍; 复制从别人借来的优秀书籍; 指示官员收集地方官员或个人学者的新书。 为了加强自己对藏书分类、编目和整理的论证,程俱引用了赵恒皇帝(968-1022)的话: “最近有人告诉我,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严重不全,大量书籍丢失,整理工作粗心杂乱。 因此,有缺陷的书籍广泛传播。 这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因此,从现在开始,所有被任命检查、修改、管理部门的官员都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恶习。”他对《经》、《史》、《子》、《集》(分别论述儒家思想、历史、各家学说、各类文学著作)的分类和保存,表示了极大的欣赏。崇文苑的藏品是按材料的种类和实际使用的程度来储存的。程俱主张把书借给官员自用,进行更有效的流通,这意味着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借书,都有权复印,并且在他们完成阅读和复印后尽快归还图书馆; 如果官员们想借书,他们可以向秘书省主管或副主管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作为秘书省的副馆长,程俱考虑过馆阁的官员管理,包括选拔和任用,在《麟台故事》中,有三章是关于官员管理的。他认为恢复国家图书馆的关键在于合格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这也是郑樵图书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程俱主张恢复北宋的官职制度。他坚持认为应该寻找有能力管理馆阁事务的官员,然而,在职位上必须有适当的限制。他对北宋的职务制度、官阶及其职权范围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并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选拔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出先考后任。尽管当时的考试制度盛行,但通过考试选拔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不容低估。为了支持他的论点,程俱引用了皇帝和官员的话: “我们应该选择有学问的人和学者,他们的声誉是合格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那些举止轻浮、知识贫乏的人不能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他认为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把能力和道德结合起来。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选择一些官员推荐的能力和正直的候选人; 对候选人进行考试; 招收博学的贵族学者作为馆阁官员。同时,程俱对北宋图书馆人员的晋升、降级、任职、数量限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释。

在《麟台故事》中,还有一章名为《省舍》,专门讨论北宋国家图书馆的选址、设计和建设。他认为图书馆建筑应该既方便又实用。在书中,还有《恩荣》 和《禄廪》两章,分别论述了最高统治者及其政府给予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金和福利。程俱强调,政府需要为馆阁官员提供优厚的待遇和条件,为了给政府适当的决策提供建议,他审查并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

郑樵和《校雠录》

郑樵,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从小就致力于勤奋学习。起初他住在山里,拒绝和别人交谈,后来他去旅行,游览名山大河,收集书籍,每当他遇到一个有许多书的人,他就呆在那里,直到他读完以前从未读过的书。后来,他去宫廷申请从国家图书馆借书。正如郑樵所说: “我发现,这些书是国家图书馆年复一年辛勤收藏的。” 当时中国的书很多,但国家图书馆里的书却很少,因为大部分都是散落在人群中的。他说他希望能把所有的书都抄一遍,但事实上,他能做的只是简单地把它们简要摘抄。他会不遗余力地收集各地散落的书籍,并收集各地的插图、地图册、家谱和从古至今的统计资料。 “所以,为了保证对祖国的忠诚,我走了2000多英里,向皇宫进军,就好像一条小溪对浩瀚的海洋做出了一点贡献,再把一块石头送到高山”。 郑樵根据自己从事学术研究,对藏书进行分类、校勘、整理的经验,在《通志总序》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他说图书馆学是世界上重要的学科之一。这是第一次图书馆学被认为是一门学科。这个原创思想在图书馆学史上是非凡而杰出的。

郑樵在序中对图书馆学作了如下描述: “我不担心馆阁藏书的书源,我担心没有规则和条例来整理。 我现在写这本书,是为了让馆阁里没有不合格的官员,没有被银鱼吃掉的书,有成千上万的书在馆阁流通。” 这被认为是郑樵图书馆思想的关键——对馆藏文献进行分类、核对、修订,以便于流通。

郑樵是第一个使用“发行”这个词的人。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下,他很难解释它的内涵。他的专著《校雠略》,包括二十一章六十九节,以一个目标为中心,即发行量。此外,郑樵还充分考虑了收藏书籍的问题。他说图书馆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书籍。考虑到北宋国家图书馆的情况,他写道,即使是道士和佛教僧侣也可以拥有唐宋时期的书籍,更不用说国家图书馆了。他担心图书馆的官员不收集书籍,这样国家图书馆就无法拥有全国的综合藏书,因此,他讲述了自己收藏书籍的经历。“藏书采购有八种方法,即按类别和内容、题材和范围、作者、朝代、去发达的出版社、向各种出版商购买、向地方当局和私人藏书家借阅和复制。” “并非所有的方法都是一次性使用的。”人们欣然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郑樵对国家图书馆馆藏补充的真知灼见和深刻理论,不仅在当时的馆藏建设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图书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1368-1644)胡应麟(1551-1602)对郑樵的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 ”郑氏收藏采购书籍的方法是完备的。”“为了这个理论,他绞尽脑汁。” “我敢说,这一理论深刻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藏书采购的规律和方法。只有沉迷于收藏和使用书籍的人才能理解和掌握它。”明代图书馆学官员、学者祁承㸁(1563-1628)说: “郑氏藏书之法,乃藏书之核心。” 从上面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到,这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时代创新性的图书馆理论。清代(1644-1911)著名历史理论家章学诚(1783-1801)是最推崇郑樵学说的人,“ 郑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郑樵收集图书的方法,实际上是图书馆收集工作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它们对今天现代图书馆的工作仍有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收藏品只有经过科学的分类、检查和编目,才能进入流通领域。郑樵把这个过程称为校雠,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称为校雠家。他对校雠十分重视,他认为书籍的丢失和物品的混乱导致了工作的粗心大意和官员的无能。因此,他建议,任命专门负责校雠的官员是绝对必要的。此外,他补充说,如果你想要完整的藏书和繁荣的文化,为什么不把职位长期交给校雠的官员,由他们负责分类、检查、校订和编目。

他认为国家图书馆应该既有特色,又有长期校雠实践。因此,清代章学诚高度评价“郑樵真正把握了校雠作品的精髓”。长期以来,国家馆阁和私人藏书都存在分类编目工作。 然而,我们的前辈几乎没有总结出什么经验和理论。郑樵根据自己的学识和藏书的具体实践,发现分类是图书馆的一种知识组织。几百年后,这种思想在西方兴。显然,他对图书馆及其科学又做出了重大贡献。

郑樵说: “如果这些书是分类的,那么所有的思想流派和所有的知识都被很好地组织起来,并且明确地系统化,没有任何混乱。”同时,他指出,一旦书籍被分类,学者可以充分了解学习的起源和发展,因为所有的知识将是良好的秩序。毫无疑问,他认为书籍分类是对所有思想流派的良好组织,是对所有知识的清晰整理,是对学习起源和发展的充分理解。他认为这确实是一个知识的组织。他进一步解释说“错误的分类就像是一支散乱的军队,使士兵四散而逃,同样使图书遗漏和丢失。如果你想使用图书,你应该了解图书分类及其细分。长期以来,图书馆的书籍没有好的分类,也就没有好的安排。” 但更重要的是,郑樵明白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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